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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工業實驗的「小野—仙台賽伯格」或「譫妄式振顫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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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雷煦光;本文原發表於表演藝術評論台
Abstract: The author raises the observation towards YiLab's "W.A.V.E."(2011), which is the divergence of performers'"views of the world" through their modernist pursuit in the era of digital images. In this case, the choreographer SU aimed to exploit her body motions; meanwhile she tried to innovate the sensual scenes under the high-tech environment shaped by multi-media installations. As the battlefield of diverse views of the world, the dancer's body performed the delirium tremens which revealed the conflicting aesthetic systems. (作者試圖通過一當代舞團2011年〈城市微幅〉中舞者身體的振顫式分裂,探究「現代主義式之追索的表演藝術/舞蹈家在數位影像時代的世界觀錯位」此一課題。編舞家著力於自身肉體力量的開發,同時期待多媒體科技裝置的環境營造,企圖在此種感知狀態裡「實驗」新猷。實際上,作為戰場的身體卻存在著兩種互不相屬的系統。)
評一當代舞團〈W.A.V.E.城市微幅〉(註1)

在小說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筆下,「小野—仙台」作為一個啓動界面,開啓的是能讓人進入網路空間漫遊的「賽博空間」(cyberspace),而人本身也在這樣的啓動裝置中,成為了賽博格(cyborg)(註2)。〈城市微幅〉作為結合高度後工業影音媒體的演出作品,實際上呈現出強烈的「賽博格」的人類想像,似乎在〈城市微幅〉中,城市變成了賽博空間,然後人通過某種譫妄式振顫,成為了漫遊狀態的賽博格。這是不同於未來主義者(同時也不是新未來主義)的未來主義,因為這其實是某種非理體中心的網際網路世界觀。

圖: SU Wen-chi (dancer) and YiLab, W.A.V.E. (2011), photo courtesy of CHEN Chang-chih.

〈城市微幅〉的場地是一個縱深長的長方形水泥盒子, 裸露的水泥四壁, 讓空間本身具有一種廢棄工廠、荒涼倉庫的工業廢墟意味(這個空間的這種意味確實也是刻意被這個城市裡的人們保留下來的)。但其實〈城市微幅〉不是工業的、也不是工業廢墟的,而是後工業的。

創造與舞者共處的感知平台

配合場地的限制,舞台設置在兩根廠房立柱與出入口的約三分之一縱深位置,觀眾席便介於出入口與舞台之間。表演空間相當簡約,稍微具有反射效果的亮面舞台地板、搭配流瀉著沒有那麼噪音的後工業實驗電音的PA揚聲器,以及開場時候降至離地約一半高度的方陣式電腦儀控懸絲燈組,這三個舞台元素,搭配舞者,便構成〈城市微幅〉的全部表演作品。演出在一片方陣式懸絲燈組的微亮中開始。〈城市微幅〉基本上分為四個段落:一、偏紫紅的低限光能量與音場不太強的重複性後工業實驗電音中,舞者近乎靜止的蠕動;二、燈光轉偏紫白,懸絲儀控系統開始作用,舞者進入激烈地舞動,音牆開始厚實壯大重複變化;三、方陣懸絲燈開始電腦儀控升降舞動,搭配明暗與投影spotlight,舞者矗立於空間深處不動;四、逐漸趨緩的懸絲燈組舞動,燈光明明滅滅,逐漸舒緩至滅熄,全場結束。

燈組的設計很有意味。除了設置本身就是一個科技藝術裝置之外,低照度且顏色變化多端的燈光替整場表演壓制出一重低限的感知平台,這個低限、穩定且壓抑的感知平台,不但替空間決定了偏冷硬、纖細的後工業調性,更提供了實驗電音在環境音效上的音牆營造,以及舞者配合著音牆變化釋放自身的動物性能量的基礎,而本身更在舞台視覺空間的營造上,成為主要創意之所在。

舞者的身體是非常有趣的一環,從動作上來看,第二段應當是整場獨舞的主題及其變奏的核心,在動作中,我們看到了特殊的機器人式諧擬、類昆蟲式蠕動與反張、科幻電影異形肢體、暗黑舞踏、童乩起乩,以及學院系統中的各派經典現代舞雜燴。在這些串連起來的動作中,就舞蹈創作而言,讓我們看到了關於動作的形式美學的實驗企圖,舞者在日常習練中,通過自身既有的動作基礎,然後尋找/模擬更多動作上的可能性、然後再融匯進自身的舞蹈動作系統當中,構成一個有機的「舞踊身體」,不斷吸納、不斷調整、不斷變形。這當然是作為一位舞蹈家的藝術精髓與修養之所在。而在動作的視覺呈現層面,著實不免讓人聯想到過去那個未來主義時代藝術家對於未來的視覺想像:一種重複性的振顫效果。

精神病學在歐洲的古典時代,通過對非理性管理的制度化,形成現代臨床醫學系統中的重要一環,並且,特別是現代都市文明中一種「人通過異化後」的精神徵候。微幅是一種振顫的波,實際上,是分子間的激烈碰撞所產生的動能,倘若……「人」作為一種微波中的分子,那會是如何的一種狀態?

後工業社會的振顫式分裂

「譫妄(delirium)式振顫」是描述一種被稱為非正常的精神狀態的肉體樣態,主要是因為生理異常,導致大腦功能發生混亂。舞者在第二段的主題與變奏中,呈現出大量的振顫性與肌肉抽搐性動作,若非這是一個舞蹈演出,或許我們會以為台上的那個人癲癇發作,需要趕緊打119叫救護車。當然,這只是一個比喻,作為舞蹈動作的「譫妄式振顫」顯然不是癲癇或戒斷症候群發作,而是一個藝術性過程的成果:也就是舞蹈家在捕捉與模擬譫妄狀態中的「出神」(trance)與肢體抽搐,並且將這種肉體暨精神狀態脫離「非理性空間」而藝術化成為一種舞蹈的「理性空間」,因此,這裡通過藝術化過程所形構的「譫妄式振顫身體」,變成為像是未來主義藝術家所幻見的未來那樣的視覺經驗:形式化的振顫與重複。作為舞蹈身體的分析,這種振顫實際上更來源自舞者內在的動物性能量,由舞者體內的動物性能量或者「氣」推動肌肉,將這些舞蹈化的動作,傳達到整個表演空間,配合著音牆與燈光調性介面,轉化成為令觀眾感知接收的一種身體震撼。

後工業社會的特徵之一是「都市的」,也是「賽博格的」,〈城市微幅〉作為一個仰賴後工業質地影音媒介的作品構成,讓我們好似戴上小說家描寫的小野—仙台一般、感官被壓抑進入到一種在微幅之中的渾厚振顫式空間,雖然沒有刺耳的噪音(幸好沒有刺耳的噪音),但一種譫妄式的精神分裂狀態,卻實際地呈現了出來。

從動作上可以看出舞蹈家自身的一種對內在著魔(出神)狀態的探索,連結上了科幻神秘主義(將科技置換在神的位置,延續對神的神祕想像傳統:科幻小說、科幻電影、異形〔未知的侵害者〕),通過舞者的動物性能量湧現,表現在幾乎要像是一個賽博格的舞蹈性存在中。呈顯出某種隱密在後工業社會中,人的「存在」的一重未來主義式聯想。但平心而論,舞者的「舞蹈」,雖然搭配了聲音和影像與裝置的多元後工業調性影音科技創作媒材,讓整個〈城市微幅〉隱隱約約讓人稍微聯想到像是,譬如碧玉(Björk),但實際上也讓人更多地聯想到白石加代子(しらいしかよこ)。這重聯想應當也是一種賽博空間化的聯想效果,但唯一一個還令人漂浮在賽博空間找不到回返人間的小野—仙台問題就是:在〈城市微幅〉中被並置在一起的碧玉與白石加代子,如何能在舞蹈的動作中,通過一個屬於舞蹈家自身的賽博格身體系統(有/無?)合而為一?這可能是作為舞蹈藝術的一個核心問題,否則,當舞蹈的動作追索本身尚存有一種跨越40年以上風格的時空裂縫的時候,後工業科技藝術的視聽輔助,將容易讓作品在表面的粗淺感受之下,流於油水分離的尷尬處境。

未來主義是有「神」的神聖中心位置的,賽博空間卻是「龐克」的。〈城市微幅〉營造出一種好似龐克的賽博空間場域,卻又好似追索著舞蹈藝術上的未來主義之神,我想,這個問題,可能也有待創作者更加釐清吧。

1. 臺北:華山創意園區,2011.10.28,19:30場。
2. 小野—仙台(Ono-Sendai)是一家虛構日本公司與「賽博網路連結器」(cyberdeck,某種進入賽博空間網路的界面)製造商,出現在賽博朋克(Cyberpunk)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小說系列,如在短篇小說〈Johnny Mnemonic〉。有興趣的讀者可上維基網站查閱: en.wikipedia.org/wiki/Sprawl_trilogy

紙箱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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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凌青)
Editor's Note: The author wrote a short story "Carton City" for the "Why does the wind whenever we remember loved ones?",  the dual exhibition containing the visual and the audio works curated by TSAI Jia-zhen. As the sound track to be read for the empty space in tamtamART Taipei during the exhibition, the protagonist of the story depicts a city in an extremely chaos and temporary state which reminded us somewhere not really far away... (作者為展覽《為何每當我們憶起心所愛的,眼底總是一陣風吹沙?Part II 敘事與聲音》寫了這篇名為〈紙箱城市〉的小說,由一位男性藝術家於沒有展示任何視覺影像作品的tamtamART Taipei展場錄音並且循環播放,其中,故事的主角描述了一個處於極度混亂和臨時狀態的城市,讓聽眾聯想到一個並不遙遠的現實...)
展覽簡介:主角收到了一位未曾成真的情人的來信,告知他這座城市的末日即將來臨。他們久未見面、卻相約一起逃亡,只因為對方以為,當規範崩解,就是最好的時機,去實現那些曾經想實現、卻礙於現實而無法成真的愛。
然而對主角來說,當年的感情如今想來只想是一顆漂亮的彈珠,在滾動中釋出剔透的光,然而他更感興趣的,卻是那些讓彈珠滾出一地光斑的元素:例如不平整的地板、看不見且極度微量的風、地球自轉的角度、日照的角度。之所以依約來到展場入口,只是為了求證一些事情而已。
01

知道你正在聽著,所以我必須告訴你,現在我撐起了雨傘。這把傘打開時,特別安靜,不會像其他傘那樣發出迸的一聲。所以我才想反覆告訴你,我現在撐起了雨傘。

撐起雨傘。

我調整了雨傘的角度,讓傘外的世界能和重擊在馬路上的雪一樣,湧進我的世界裡來。每次睜開眼,都是一個新的鏡頭,一個開始。那個鏡頭像是肉眼一樣,如果是從夢中走來,一開始,畫面會比較模糊,需要被現實調整焦距。

你現在就是我的現實,所以我必須請求你,開始調整鏡頭的焦距。

在展覽的入口處,我看著奇異的大雪慢慢覆蓋眼前的熱帶城市,彷彿那些曾經被陽光煎出油光、滴出汗來的高樓大廈,都只是雪花玻璃球裡的塑膠建築模型。大雪之下,那些撐著傘的人們,都成為了身穿鮮豔毛衣的小人偶、小雪人、以及幾株傾斜的松柏。我知道,我也只是其中之一,並沒有什麼不同。

在我依約來到展覽入口,尋找這個未曾成真的情人之前,他總是在信裡這麼描述著這座熱帶城市,他說:「這是一座紙箱城市。」在紙箱城市裡面,人們總是因陋就簡,卻也無懼於生命的動輒散形。什麼都是折一折、收一收,就可以推到角落去了。

他說,他總是在這座熱帶城市裡期待一場大雪,如今大雪終於出現了,所以,他終於有了逃亡的理由。我在展場裡收好了那把已經沾滿雪花的傘,手指還感覺得到那像菌絲一樣,爬進了我身體的寒意。我們沿著展場內唯一的一條細窄的走廊,從一個空曠的房間走向另一個空曠的房間,然後鑽進了一片強光之內,美術館裡常見的那一種。

閉上眼睛,可以聽見窗外的車流聲。車頭燈的閃爍其實都是在謄寫暗號,我就是跟著這些暗號才找到這裡的。


02


一手拉住了我,對我說:「我們終於可以在一起了。

天花板傳來斷斷續續的雜音,化成漫開來的漏水,打在我的臉上。 我抬頭看著不停流出雜音的天花板,彷彿聽見人們對彼此耳語著:撐起傘,撐起傘。人群在我們身處的強光周遭出沒,將原本空曠的房間塞得滿滿的。

我鬆開了他的手,從我們記憶建成的停車場,回到了這裡。你現在所在的地方。

這裡其實就是我們當年相遇的現場,展出了許多我們共度的時光。像是我們曾經經過的餐館、我們相視無言時他手中的那杯威士忌、我坐在馬路邊等他時,在我背後的那一排XX候選人競選旗幟,還有一隻和我們一起在夜裡穿越馬路的貓。總而言之,都是一些我早就忘了的事情,卻都被策展人從沾了泥巴的記憶裡挖掘出來。我站在這些被線性時間摧殘得狼狽不堪的證據面前,像是要證明自己可以覺得多麼難為情。這種困窘的感覺,反而讓我更想逃走,而不是為了去實現什麼未曾成真的愛情。

我們拿起地圖,開始描繪逃亡的方向。但我的眼角餘光仍不斷飄向牆上那些證據。它們都被裱了框、並且投以細膩的燈光、還在牆面下方貼了一條銀灰色的膠帶示意參觀民眾不要太過靠近。它們周圍的空氣乾燥香甜,所有多餘的濕氣與塵埃都被抽光。

他看起來非常專心,執意要找到一條逃亡路徑。

我暫時離開他,來到展場的深處。那裡有一面電影螢幕,螢幕深處長出了許多,比我方才經過過的走廊,更為細窄的通道,我靠近那面螢幕,瞇起眼睛細看,才發現裡面湧出許多帶著傷痕的人。他們走出螢幕,對我視若無睹,與我擦身而過。

我回頭看著與螢幕相對的展場入口,發現有幾個剛入場的觀眾,以煙火在黑夜中爆開來的方式,燃燒了起來,很痛也很美。火光照亮了周圍那些沈默沉默的臉。

他對於周遭這一切都不為所動,專心地研究地圖。我想起他很久以前,曾經對我說過,什麼時候來找我玩,我去機場接你。當時,我好喜歡這句話,「我去機場接你。


03

在依約來到這裡之前,我唯一確定的是,這一次,他一定會準時到來,像是裝滿冰水的玻璃杯壁滲出的水珠。終於,他不再只是我的想像。

展場之外,大雪逐漸覆蓋城市,那些紙箱作成的街道都被雪塊壓得變形,雪水也逐漸浸溼了紙板,讓整座城市都皺縮成一團。方才出現過的那些火花,都被大雪靜靜地吃下去了。

他穿著格子襯衫,手腕上有一隻好看的錶,和他的眉毛很相配,卻不能幫助他果斷地作出決定。再不決定往何處逃亡,我們就連通往外界的路,都找不到了。如果不能即時脫逃,我們終究會失去彼此。

從門外滲透進來的寒意,已經在我的眼前織起了霧濛濛的網,然而透過網的縫隙,我仍然可以看見,整個展場仍維持著那些明確的界線:框的形狀、打光的光束、貼在地板上的銀灰色膠帶,都紋風不動地維持原來的形狀。

但當我趨近那些展品,卻發現那些原本被框住的、我們曾經共度的時光,已經成群結隊地離開了。它們從那看起來很硬的水泥地上站起來,抖落身上的雪花,爬出那泛著銀光的金屬框,踩過了旁邊的作品說明牌,跳過了地上用來喝止觀眾靠近作品的銀灰色膠帶,頭也不回地往雪地裡走去。

在這個安靜無聲但卻盛大浩蕩的時刻,我發現他也和我一起看向展場的入口。這時候,我才發現,地圖也變得完全空白了。經緯度、等高線和比例尺也都爬出了那個扁平的世界,往展場之外的雪地裡走去。他想抓住一些逃走的風景,卻只抓到它們離去時捲起的風沙。

最後,我的眼前終於只剩下了那片由寒意交織而成的,霧濛濛的網。他牽起了我的手,但我已經凍僵了。我回到電影螢幕之前,希望看到更多人像是煙火那般爆炸,又美又痛地,生出一點星火,讓我取暖。

我懷念那座本來是熱帶城市的紙箱城市。即使我根本未曾真正理解它。


04

在我依循著車頭燈組成的暗號,找到這個展場以前,我就告訴過你了,你現在就是我的現實。當畫面看起來越來越鈍,你就是那個能讓一切重新清晰起來的人。至於我身邊這個未曾成真的情人,我們終究是沒有一起攜手走回那個,可能可以讓我們相愛的平行時空裡去。地圖都不見了,世界也就隱形了。

是因為有你,我才放心撐起了傘,並且鬆開了他的手的。因為我知道你正在那裡聽著,所以即使我沒有和他一起找到逃脫的方法,我也能確保,某部份的自己還可以跟隨著你調整鏡頭焦距的動作,回到你現在身處的那座熱帶城市裡。

現在,請你站在展場的中央。你閉上眼睛,聽見展場之外的車流聲,它們都在敲打一組暗號,在你之後,很快地又會有另一對像我和他這樣、以為空缺的愛情終究可以被命運填滿的人出現。在他們以若有似無地觸碰指尖的方式,確認彼此殘存的一點愛意之前,這是我僅存的一點時間,可以和你通話。一旦他們出現在展場門口,時間就會被切斷,這段錄音就會重來,你就不會再是你,現實會找到另一個地方打卡。

請你看清楚展場之內的所有細節:地板、牆角、玻璃門、電線、天花板、雜音、紙屑、音響、數字、空氣、光。在那場大雪搗毀了整座紙箱城市之後,我們曾經共度的時光,就被封存在這裡了,它們表面上走進了大雪之中,事實上卻以聲東擊西的方式將一切都留在這裡,渴望有天被人發現。在這裡,黑夜很黑,白日則讓你覺得一切都會無止盡地延續下去。

我想,既然你是現實,你或許最有資格知道這裡曾經發生過什麼事。每當你撐起雨傘的時候,如果你願意想起我,或許當年那場未曾實現的逃亡,就有了一點意義。下次撐傘的時候,如果沒有發出迸的一聲,大概就是因為,你的時間已經被偷偷地被一個巨大的無名力量剪接過了,就像我在這裡遭遇的一樣。

ISSUE January, 2015: Ir/relevant to War or Time ((非) 關於戰爭或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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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劃:鄭文琦/本期刊頭為韓國藝術家Sojung JUN作品〈最後的歡愉〉)

再次描述社會結構或是歷史的題材或許不再吸引讀者。當然不能說作品裡重述歷史的作法是不好的,以有一定歷史性的作品來說,讀者能從時代的脈絡裡讀出意境的方法比起運用直述心理層面的手法,在意義上就算是豐富的作品了。但陷入個別黑暗或書寫掙扎場面的題材,都不算是心靈層面的作品。我欣賞那種在個別和一般的界線上遊走鋼索的作品。(安素賢寫給全昭侹的信)
關於戰爭



無論從個人或集體的角度而言,2014年對於許多人來說都是完全不同於以往的一年,當然更是充滿衝突結果的一年。從年初318服貿爭議佔據立法院、324行政院衝突到年底的地方選舉結果,網路上發起的公民集結沛然成形,所體現的是如何捍衛民主社會的價值。而在國外,香港因公民普選落空而登場的雨傘革命,還有意識形態極端的伊斯蘭國組織……到群起的恐怖攻擊,信仰與公民參政的普世價值如何實踐都掀起不同程度的辯論。雖然在臉書上的當代社群看似關心臺北雙年展《劇烈加速度》話題、文化局長人選資格更勝於地方選舉結果,但這並不表示其成員自外於大眾關心的議題。相反的,從年初的太陽花到年底的宗教衝突與抗爭,我們都看得到國內、外藝術與文化工作者的倡議行動或親自參與。

在一個各種領域充斥著不同價值觀的年代裡,彷彿到處都充斥著短兵相接的煙硝味,就連不算大的表演或視覺藝術圈子也在所難免。但如果說外部現實的正面衝突——或者說「鬥爭」)已是必然的走向,那麼我們要如何以平常心看待這些不同價值駁火對壘的痕跡?除此之外,如果藝術家的行動不是投身於第一線的時空,在回溯鬥爭的源頭與影響時,我們又要如何豁免於不具有現實指涉性的訕笑?而一個更迫切的問題是:藝術家應該如何看見發生於內部(先於外部)的衝突?



「衝突」不只是展現在外部社會上,更展現在藝術家的身體上。2011年,一當代舞團將城市空間轉化為「賽博空間」(Cyberspace),以「譫妄(delirium)式振顫」展現編舞家身體觀點的分裂。2014年重演此作,表演團隊運用更多科技裝置的同名舞作,是否開展更多關於身體為何分裂的討論空間?雷煦光在重新發表的文章裡,特別指出舞者身體的振顫式「分裂」,是為了探究「現代主義式之追索的表演藝術/舞蹈家在數位影像時代的世界觀錯位」課題。編舞家著力於自身肉體力量的開發,同時期待多媒體科技裝置的環境營造,企圖在此種感知狀態裡「實驗」新猷,但實際上,作為戰場的身體卻存在著兩種互不相屬的系統。

我們發現如此一來,觀眾在表演者身上所看到的分裂也反映了外部現實的劇烈衝突。在編舞家將城市體現為舞台上的賽博空間,同時,舞者身體也成為不同外力鬥爭的場域,正如同在李立鈞文章(〈戰爭的影像或影像的戰爭〉())裡所描述的「影像的戰爭」。儘管最早是一種象徵性的修辭,例如「高級藝術」(High Art)「低俗藝術」(Low Art)的對抗,這種理解到了後來,鬥爭場域也從肉體延伸到了象徵性領域,例如影像媒介的內容,還有展覽、雙年展乃至於美術館。


非關時間



當「戰爭」的修辭不再是跟「藝術」兩個字連在一起時,「影像」的本體位置就被重新標示了出來。而這些位置,大多是關於它如何在我們生命中佔據了極大的部份,甚至在扮演「看見真實」的關鍵地位上。另一方面,數位科技的發展也讓影像的穿透性變本加厲,手機、平板電腦、各種連線設備與即時上傳到雲端的串流影像,讓「真實」的影像益加快速地傳播和容易過時,彷彿它成為真實的替代品,卻也置換了真實和虛構的位階。

於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戰鬥或作為一種對抗動能的消散,是勢必要推進的。(區秀詒)我們有沒有可能透過影像機器,讓影像從死亡的幽谷反攻?讓那些「看不見的影像」或他者的影像,借由書寫或者其他途徑重返現實?並且,脫離了「機械時間」的有效限制,重新以本質性的影像形貌示現在觀者的眼前如同永恆的結晶?在陳瀅如的作品〈屠學錶〉系列裡,藝術家捨棄以直接的方式描繪「集體屠殺」或「戰爭」,而是改採占星學以及曼陀羅的途徑描述與觀察背後歷程,但結果更是一種逼視真實的場域(見〈內在地圖的使用指南:淺談《試駕靈魂》展覽的占星觀點〉



究竟我們應該怎樣理解作為本體的「影像」?從絕對本質的理解來說,或許沒有一種真實的影像,因為早在影像形成的初始,就注定了它們「書寫已過時」和留存記憶的位置。正如同我們仰望所見那團距離地球六千光年左右的蟹狀星雲,早在公元1054年遠東國家就有超新星爆炸的客星「晨出東方,守天關(金牛座ζ星)」的記載。現在我們所看到的不止是超新星爆炸的殘骸,更是誕生於數千光年以前的影像遺跡。有了這樣的理解,是否讓當代藝術的觀眾對於影像真實的定義時能更加地寬容?

通過一種與「真實」對抗的戰鬥位置,觀察者重新界定了影像的實在性,也同時肯定了看見影像的重要意義。如今的影像,既不再是戰爭式的理解,但也不再只是一種與真實毗鄰的客體。藝術家全昭侹的作品〈最後的歡愉〉(Last Pleasure),走單索者的影像永恆地站立著,儘管相信著那樣的現實如同「永恆」不滅,曾是影像為人們存在的意義——所以不再相信唯一的我們,或許,現在也可以跟著這樣說(特別是在作者江凌青於影像荒地寫下她最後不及接續的文字之後)我想,既然你是現實,你或許最有資格知道這裡曾經發生過什麼事。每當你撐起雨傘的時候,如果你願意想起我,或許當年那場未曾實現的逃亡,就有了一點意義。 江凌青,〈紙箱城市

就像千年前超新星的餘暉依然在天際閃耀著,她的記憶也將永遠陪伴著我們,不曾消逝。


本期目錄:


Jan Verwoert選譯—為何藝術信念不再?因為它太像魔法了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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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an Verwoert;譯者:吳伯山/校對:鄭文琦)
Editor's Note: "Why is Art Met With Disbelief? It's Too Much Like Magic."Previously published in The Child Alberta, Silke Otto-Knapp and Jan Verwoert, eds. (Banff: The Banff Centre, Walter Phillips Gallery / Vancouver: Setup, Issue 3.5, 2013), 164–173; and in COOKIE!, Vivian Sky Rehberg and Marnie Slater, eds. (Berlin: Sternberg Press / Rotterdam: Piet Zwart Institute, Willem de Kooning Academy, 2014), 91–106. (〈為何藝術信念不再?因為它太像魔法了〉是楊.佛沃特(Jan Verwoert)與Silke Otto-Knapp於加拿大The Banff Centre帶領工作坊後所撰的文章,而後也發表于Praxes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本文分別從藝術對於地位的需求,以及其魔力的本質與如何感召觀眾等方向申論。最後以「模擬」(mimesis)的觀點,提出作者對於藝術與環境引發交感的觀察。)
About Author: Jan Verwoert is a Berlin based,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art critic and sometimes curator. He is a member of the advisory board of the Munich Kunstverein and has been a guest professor of Contemporary Art and Theory at the Academy of Umeå, Sweden, and the Royal College of Art, London. (more: The Banff Centre)
圖: Christina Mackie's "Drop" openng at Praxes. Photo: Eva Lechner/PRAXES.
1. 需求?

藝術被詛咒了,而且禍不單行。無論如何奮力抵抗,兩個問題仍像無法驅散的魔鬼一般如影隨形在後:有些人質問「藝術的好處為何?」另一些人需要知道「藝術再現了什麼?」藝術因而在兩重迫切的探尋之間拉扯:為了揭露自身使用價值(use value)抑或宣告自身意義。實際上,地位的權力在這雙重詛咒中作祟。地位就像是貪得無饜的惡魔。它想被驗明正身並大聲宣告其名,在達到目的之前絕不罷休。出乎意料無異議的是,勞動階級與上層階級皆渴望於服膺:是的,藝術的地位必須被認同,越快越好,且不計任何代價。

階級價值觀的差異只在於衡量身分地位的標準上。即使70年代有許多工人從工廠躋身進入辦公室,他們的世界觀仍然根植於傳統的功利主義心態:只有在事物的製造被證實有受認可的目的性時,才會符合真實的標準,而且其製作者才是可敬的。若非如此,這將被認為是一位正人君子無法承擔的,不忍卒賭的一樁失敗交易和金錢浪費。希望被視為上層階級的人,多半期望他們可以和「文化素養」沾上邊,因而考慮購買或資助藝術。然而,前提是此藝術品的地位必先受到廣泛的肯定。另一方面,勞動階級總想知道藝術品的價格(總是太貴!),擁有可觀所得的人則需要知道它為何值此價碼(在五年之間)

這是一齣鬧劇,但我們身陷其中,且逃出死巷可不容易。捍衛為藝術而藝術價值的老套主張經不起考驗。藝術獨立自主嗎?不,我們無法否認藝術的存在仰賴身份經濟(status economy)所仲介的直接利益及象徵轉換。藝術引導向「更高價值」嗎?當創作已成為你的日常活動,以至於這種活動十足世俗的本質就是你的直接體驗時,也難再作此主張。為何不假裝藝術是那樣呢?難就難在你也不敢這樣指望。藝術對你來說只是一份工作,並不意味大多數人不會寧願視藝術為無所事事。當那些有關藝術勞動具超然形而上地位的偉大聲明皆成昨日黃花,而它愈發符合日常勞務的機率也日漸渺茫(且不再誘人)時,我們的立場著實尷尬。

改變他人對於地位及價值的看法不容易,因為他們多半會捍衛自身看法,彷彿其生命取決於這些看法。某種程度上確實沒錯,人們必定根據合適的身份及價值為基準,或在沒有其他選擇的時候,做出關乎生而為人(符合存在價值)的決定並賦與他們生活的方向。藝術於是構成一種潛在威脅,因為它揭示除了建立人們存在的標準之外還有其他的選擇。而歷來最經典的對話莫過於:在週日飯局被(未來親人詢問,對方為了確認他們的猜疑而頑固地要你招認,其一,藝術是一場大騙局(「我也會畫這種東西啊!」),其二,現代藝術家是販賣垃圾、詐騙金錢的老千。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種價值可隨意商訂的領域,捍衛藝術似乎變得一文不值。當藝術遭到質疑時,這類辯論既無法改變剩餘的信念,也無法減緩人們迫切的恐懼。

這些可能聽起來像自學手冊的陳腔爛調,然而,當你的挑戰是必須挺身而出,並且不對出於壞信念(自我欺騙)的身份經濟所施加的壓力而讓步時,無可否認的,這個問題也涉及精神層次:那麼我們該抱持何種心態,去面對那些要求藝術應宣告其地位並傳達其意義的人們?

首先,我們需要做的近似驅魔儀式。可以說是要求藝術的身份獲得正名的強大力量,往往已內化在我們——也就是那些時常受藝術薰染的人們身上。我們心中了然,深知不久之後,我們又將舉行另一場正名的儀式;我們進行準備、預做辯詞,更糟的是,為了將我們的作為賦與合法性,而盡可能依據現行看似充滿魔法的最新典範去(重新)組織我們的實踐方法。(在當前魔法詞典裡,我們推薦像是「研究型的藝術(research-based art)或「藝術作為知識生產的形式」(art as a form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這是一場沒勝算的賽局,因為規則由他人制定。重點是要逐出身份地位的惡魔,這樣一來,下次你與惡魔相遇時,他們的信條再也不會從你的腦海裡響起,而是直接來自那些質問你的人,但他們將是闡述他們的信條與恐懼、而不是你的信條與恐懼。這並不是指當我們想逃時,有個毫無妥協的自主(或說純藝術的)空間可能、應該存在。聲明藝術地位的需求,會一直存在著,然而,差別在於你是否就藝術本身而做藝術——或者抱持因其他經驗與觀點所萌生的些微蔑視。那麼,要去哪裡尋找答案呢?

2. 韻律(Rhythm)和韻(rhyme)!

重點在於連結,大膽的連結,那些人、事、想法、有形和無形的、崇高和世俗的現象,還有各種可能或可能不被實證科學所證明存有的事物,但這類事情就像自然或城市生活每天環繞在我們的身邊。「大膽的」意味著:脫離預設的等價標準、互惠原則,而前述的標準與原則正控制了經濟性思維,並使地位/價值得以量化、審定、比較。激發避開量化以及大膽指涉的迫切原因不只是叛逆,它也是一種深切的環境關懷。與其說是價值與地位,環境中重要的是本質和狀態。所謂的本質諸如,小而非大、濕而非乾、銀色而非藍色……等;狀態像是,液態而不是凍結或揮發的、有生命而不是無生命的、思想而不是無思想的等等。

究竟連接這類環境本質的意涵為何?這是否代表了行動尚不得而知。在雨中淋得全身濕透不是一個行動,但絕對代表進入某個環境(與其發生關係)所體驗到的狀態。使用一個特定顏色作畫或者描繪一個特定的形狀,似乎無疑是發生一個行動,但是對這個形狀與顏色的本質,對留下它們的理由(而不是被抹去或蓋過)有所感覺,顯然和有目的之行為沒什麼關聯;它反而是在某個環境中調整自身和本質與狀態之間的決定性關係及張力的長時間過程,就像在作品中一樣。這不僅僅是構圖品味優劣的考量而已。更確切的說,這是一種知道什麼能夠、或壓根不能「成韻」及「共鳴」的感受。

待續


Jan Verwoert選譯—為何藝術信念不再?因為它太像魔法了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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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an Verwoert;譯者:吳伯山/校對:鄭文琦)
Editor's Note: "Why is Art Met With Disbelief? It's Too Much Like Magic.Previously published in The Child Alberta, Silke Otto-Knapp and Jan Verwoert, eds. (Banff: The Banff Centre, Walter Phillips Gallery / Vancouver: Setup, Issue 3.5, 2013), 164–173; and in COOKIE!, Vivian Sky Rehberg and Marnie Slater, eds. (Berlin: Sternberg Press / Rotterdam: Piet Zwart Institute, Willem de Kooning Academy, 2014), 91–106. (〈為何藝術信念不再?因為它太像魔法了〉是楊.佛沃特(Jan Verwoert)與Silke Otto-Knapp於加拿大The Banff Centre帶領工作坊後所撰的文章,而後也發表于Praxes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本文分別從藝術對於地位的需求,以及其魔力的本質與如何感召觀眾等方向申論。最後以「模擬」(mimesis)的觀點,提出作者對於藝術與環境引發交感的觀察。)
About Author: Jan Verwoert is a Berlin based,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art critic and sometimes curator. He is a member of the advisory board of the Munich Kunstverein and has been a guest professor of Contemporary Art and Theory at the Academy of Umeå, Sweden, and the Royal College of Art, London. (more: The Banff Centre)
圖: Lin Wen-Tsao, 溫度計劃, Google Maps series.

(接上文;「2. 韻律(Rhythm)和韻(rhyme)!」第三段)

「韻」與共鳴既無法被聲明也不能被量化。「韻」不是一種人或事可以刻意得到的狀態,而是元素之間有特定化學反應的環境關係。「韻」是一種模擬的性質:這種性質是兩個單字、形狀、聲響、顏色(之類)存在著兩者之間有些相似的狀態。「To be with you(與你同在)」這一行和「Waiting on a line of greens and blues(在一條藍與綠色的線上等待)」押韻的前提,並非它們兩者在語意或文法上分享相同的位階。嚴格來說,這兩行會與彼此共鳴這件事絲毫沒有任何意義。但事實正如此。這只是其中一例,當然還有許多不同例子。

要找到相契合的韻和韻律不僅僅是拼湊一組組件中的不同元素而已,而是重新校準一個整體中的關係。成功的韻律能在一物(鼓)敲擊時發出的聲響和舞動身體的慾望之間創造連結。同樣地,押韻(如果還算不錯的)觸發的是想模擬它運作的慾望,進而去使用同個韻律、重複、學習,並且吟詠、跟著歌唱。當韻及韻律發揮作用時,它們不僅組成節拍和文字間的關係,更組成一個整體的力場,其中能量蓄積並被賦予一特定性質和方向。擠滿同個房間一齊舞動的人群,或隨著童謠哼唱的小孩,就是模擬關係處在被活化/啟動狀態的兩個例子。在不同情境中,被啟動的關係「動量」會形塑與轉化心情,例如在特定環境之中感受到的特殊狀態。因此人們坐著工作的的空間,和人們喝酒跳舞的空間感覺就有所不同,儘管實際上是同一個空間。

這邊的重點不盡然是「在一起」。對應(correspondence)的元素會在模擬關係的核心裡產生能量,但完全不是一種等同關係。「blue」不是「you」(編按:以上兩段的兩句英文押韻為例),它們是不同的字;節拍也不同於舞步,一個是由鼓擊打的,另一個是由臀部舞動的,但他們仍是對應的。不等狀態的對應關係讓現實的改變得以發生,而這個改變是沒有任何以等效法則為基礎的現實原則和象徵經濟可涵蓋的。舉某則義大利傳統童謠為例:(註1)
Ambarabà ciccì coccò(巴拉巴、奇奇、戈戈,)
Tre civette sul comò(三隻夜梟上樓閣,)
Che facevano l'amore(三個醫生女兒)
Con la figlia del dottore(親親摟摟)
Il dottore si ammalò(醫生病昏了,)
E la figlia si sposò(只好讓女兒嫁了)
Ambarabà ciccì coccò!(巴拉巴、奇奇、戈戈!)
編按:不同於義大利原文,此處文字與尾韻為顧及通順略作更動。

(純聲韻的)「巴拉巴、奇奇、戈戈」的符號咒語下,等價交換的計數被尾韻、頭韻和韻律的邏輯取代。在這個新邏輯下,現實沿著一條彎曲的軸線自我重組:三隻貓頭鷹在櫥櫃上和醫生的女兒交歡,醫生病倒了,女兒嫁掉了。在「巴拉巴、奇奇、戈戈」的魔咒裡,動物、家具、家庭關係組成一種新的排列;各種錯用和倒置在這種排列裡都可能發生:在一個有模擬力量的世界裡,療癒是以同類事物治療同類的藝術。這是有風險的,因為關係可能會翻轉,你為了救火而點亮的火反而燒傷了你自己。同類會耗損同類,薩滿巫師被自己的符咒所困縛、醫生也病了。像童謠中的預言一樣,多嚇人啊!但也讓人為之一振!因為在一個同一律及差異律不再適用的世界裡,和貓頭鷹交媾是合法的,儘管聽起來怪怪的,與之結婚也不無可能。

現在,你想像一個情境,某種韻文在父母、保姆,和孩童一而再、再而三地哼唱與重複下,你看到了一條通向魔法世界的路徑。跟著演示這首韻文就是進入並棲居在這個世界裡。當你在哼唱的時候,就身在其中了。你所感受到由等價交換的象徵地位經濟所掌控的的世界,也開始消散,從這個代表這個、那個代表那個的世界轉化成「奇奇、戈戈」的狀態,這裡所有事物都有不同的品質:暗母音(dark vowel;即後母音)ò 和 e的色調與雙重子音的鮮明韻律喚起了(並在那召喚的非常過程中創造)貓頭鷹、櫥櫃、醫生和女兒們所處世界的色彩及輪廓。因為這首育兒韻體也被當成催眠曲,當孩子在大人「巴拉巴、奇奇、戈戈」這個魔法配方不斷迴響的共鳴字句裡哄著入睡時,韻律和韻的魔法世界也在通往夢鄉的現實處搭起一座橋樑。

3. 環境而非經濟的

導入這種模擬的魔法世界的轉變,並不是藝術的特權所致。簡單的一首搖籃曲就可以做到。但在此同時,藝術本質上仍舊與模擬的魔力息息相關:不管是就繪畫取材於自然的古典概念而論,或者就「取某人的相似之處」而論——但也有很大的幅度,是就韻律和押韻、類韻(assonance)、不和諧(dissonance)以及共鳴的本質而論,它們構成了同性質相吸(sympathetic attraction)或者異性質相斥(antipathetic friction)的具體魔力,而我們(誤導地)稱之為構圖法則。「巴拉巴、奇奇、戈戈」的哲學可以提供一個更適當的方法,用以描述是何種在藝術中的力量造就了藝術屈服於實際使自己成真的魔力。

然而,癥結在於我們很難在奧祕及精神不逸失的情況下,將「巴拉巴、奇奇、戈戈」真實地挪移為一種觀念。如果堅稱其如同信條「本身」,「奇奇戈戈」將變成某種只是幼稚、或錯亂的展現。模擬的戲法是一種關係性的力量,只有在和某環境裡的其他事物、人們、品質、狀態有所共鳴時才會體現。而在現代都市的藝術脈絡中尤其真實,因為我們不再與完整的部落魔法交涉,反而只有這種魔法剩餘的點滴元素,透過哄小孩的壓韻詩及藝術實務的「構成」具體向度存活下來。這都是關係的交互作用。這也就是為什麼,就算戲法如此神奇,模擬的要素必將使想以此論點來捍衛藝術位階或要義的諸多嘗試遭遇挫敗。「藝術有什麼好處呢?」「聽過藝術的魔力吧。」「怎麼說?證明給我們看!眼見為憑!」在一個共感(sympathy)不再取勝的環境裡,魔力註定會失效,只有最淺白的伎倆可以出頭。

熱切的信徒若在宗教儀式什麼也感受不到或看不見,有組織的宗教就會任由神職人員讓信徒覺得這都是他們自己的錯。無疑的,仍有些藝術家試著藉由組織擁戴自己的虔誠信徒和支持評論的宗教來(再)創造相同的條件,好讓他們有權力去譴責那些不信教者的愚蠢和邪惡——有時候還成功了。這是謊言裡的生活,而這類教派的神明恐將付出的代價就是偏執狂,恐懼外面的世界群起推翻他們宏大的(藝術)信條。因此我們知道這類不正派的宗教所保證的安全感只是一種假象。甚至我們不能忘記,在長久的時間以來,宗教主要是種強化不義強權的制度形式。因此我們不需要懷念那些偏頗的信仰。真正的挑戰是在沒有制度性的支援之際,運用「巴拉巴、奇奇、戈戈」力量、品質以及狀態:就算沒有任何擔保,模擬的戲法還是有效——對於所有人都一樣、而且不止一次,也就是如果前晚成功了,隔天也會成功才是。在沒有祭司在一旁監看魔法儀式進行,並確保觀眾十足地感受到敬畏(或因毫無感動而覺得內疚)時,企圖將你的藝術帶進生活中並召喚思想中的靈感,總是沒有火花。然後陷入窘境就是你了,像在眾目睽睽之下表演失敗的魔術師。但就是如此,當我們拒絕宗教虛假的安全感時,也只能如此:窘境發生的概率,是完全內建在教派崇拜外施展模擬(作為藝術)的情境裡。那麼,我們該如何是好?只能欣然接受!

這是一種無法提供慰藉的洞察,但它仍可以提示某種精神,並在其中回應藝術位階的聲明需求:銜接藝術與模擬戲法的緊密聯繫,恰巧無法允許它的地位曖昧不明。以一種深刻的方式來說,藝術是關於某種關係而非再現,是關於某種品質或狀態而非位階,但這本來就不是秘密。我們大概可以如此假定:藝術承受這麼多壓力恰巧是因為人們察覺到,他們所處理的是文化的力量——模擬——雖然它存在和表現在從兒歌到電台流行歌等等日常文化裡,在根本上,這種文化力量對於現代經濟理性心態而言仍然是非常陌生的。(註2)

諷刺的是,模擬的元素(藝術是其象徵的真神)以如此尷尬的處境倖存在現代經濟表現及工業科學的文化中,並不是因為它格格不入,反而是因為,它可以說是現代文化過去萌生的根源。科學從煉金術湧現,並逐漸取代魔法,成為關聯自然世界最具優勢的技術。相似的,那種指定事物價值以利交易的經濟運作模式,基本上也是源於奉獻和饋贈的儀式,而這些象徵交換和更廣大的宗教/部族的信仰與規範體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在此意義來說,現代經濟與工業科學文化反而指向推翻、否認和壓抑與其終極起源的聯繫。因為藝術是這層聯繫的可見遺物與提示,它因而代替飽受責難。當人們不再信任藝術時,現代世界遂抹去其無法掌握的真相,但那正是藝術從魔法儀式中蛻變而出的運作法則。

所以,其實藝術就算被摒棄為不理性和盲目崇拜,如同禮拜天去大都會博物館的魔法啟示源頭也沒什麼大不了的。當藝術創作者的地位高於普羅大眾的想法日漸普及、成為區別「高級」與「流行」文化的正當藉口時,「魔法」就成了一座見證藝術必然墜落的高臺。然而, 魔法只有在與世俗世界有所聯繫時才能顯現(就像搖籃曲);倘若自絕於世俗,就算是受尊崇的大師名作也令人掃興。就像一個虔誠排隊瞻仰梵谷畫作的信徒肯定毫無感動,因為對於神力期待越高越不可能有任何效果。

如果有最後的底線,那大概是在藝術裡面,我們只是模擬力量的非正式繼承人吧。但是就算我們同意接受這份遺贈,它也非為我們所獨有。要擁有模擬是不可能的,它畢竟無所不在,存在並作用於每個格律、壓韻還有任何我們覺得生氣蓬勃的事物中,這也說明藝術一開始就不是孤立的。從糜糜之音到徐徐鳥鳴,不難發現藝術總是與模擬能量循環的所有環節緊密相依。城市的儀式與自然現象都扮演相同的角色,設定某種狀態能與之調和(類韻、不和諧或共鳴的)格律和情調,在這個過程中,啟動可以賦與環境如實顯現靈魂一般的品質和狀態。重點是「關係的」,儘管如此賦與靈魂的實踐,或許永遠無法在自身(或為自身)取得一席之地,它或多或少也與周遭的品質產生了共鳴。但在此同時,它也將栩栩如生地讓你體會到,為什麼藝術可以看成是一種真誠的環境實踐。


1. 我感謝Federica Bueti為我指出這個韻格。
2. 在本文第三部分,我重述了阿多諾貫穿其著作《美學理論》(Aesthetic Theory)的思想。見:Theodor W. Adorno, Aesthetic The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118–120.

《Practicing Live》:余政達的語音表演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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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ikey Cheng,本文原載於《LEAP藝術界》雜誌2014年12月)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attempts to exemplify YU Cheng-Ta's "Practicing Live" exhibited in TFAM, 2014, throug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layers, the roles, and their real identities outside the show. With the hint of "the absent one", we can see how different communications happened both in- & outside the frame as in more than two orders... (本文試圖釐清余政達2014年在北美館展出的三頻道《Practicing Live》計劃,從演員與角色、觀眾與演員之間的移情和反移情作用,再從藝術家「不在場」所引發的認知落差,進展至區隔溝通內外的不同階層。最後從控制認識論的家庭觀點,指出作品的封閉自我指涉性。)
Nicolas:所以你覺得形式大於內容不是一個問題啊?
二姊:我不是這個意思。你看我老弟,他就是找到了一個精準的形式,加上了所謂觀念化的內容,才能走到今天「international Asian artist」的地位。
弟弟:觀念化?我覺得你是暗示我沒有實際的內容。
——〈Practicing Live〉第二幕
圖: 余政達 (YU Cheng-Ta), Practicing Live, 2014 (北美館展場)

想像我們身邊有一個這樣的家庭,它的每個成員都是藝術圈裡的代表人物:父親是一位愛吹薩克斯風的藝術史學家。長女位居公立美術館的館長一職,獨子是一位當代藝術新星;她的丈夫是一位藝評,動不動把左派思想家的名字掛在嘴邊。次女經營一間商業畫廊,也經手外甥的作品。小兒子是一位正值巔峰的同志藝術家,現任伴侶則是活躍於歐洲的獨立策展人。最後,旅居國外的叔叔(註1)在父親壽宴上來訪,卻不經意揭露某些藝壇的操作內幕——透過裙帶關係住的定價遊戲——而在這個藝術家庭內部掀起一場口角。

一個當代藝術家庭?

以上本事是余政達2014年在北美館展出的《Practicing Live》計劃的第三幕。這件30分鐘長的三頻道錄影是策展人周安曼所製作,也是余政達作品中首次借用實境秀形式且高度結構化的「類戲劇」。令人好奇的不只是戲中角色是否影射藝術圈的特定形象或個人(藝術家、美術館或畫廊主事者、收藏家、藝評或策展人),還有影片裡這群人從戲裡延伸到戲外那高度重複性或互補性的人際網絡。熟悉台灣藝術生態的觀眾會發現:美術館館長黃海鳴、畫廊老闆黃其玟、收藏家宮津大輔,分別變成了史學家、館長、藝評家。獨立策展人呂岱如被改造成「商業」畫廊老闆,身為藝術家的弟弟與他的策展人愛人分別由藝術家邵樂人與藝評家黃建宏飾演。引導劇情的關鍵人物,則是那位性質介於「收藏家」與「掮客」之間的外國叔叔(註1)

這種戲內外的身份變化,混淆了一般人對於藝術圈的既定印象,也讓與演員親近程度不同的觀眾,在看作品時獲得不同的感受:距離比較遠的觀眾像是在看藝術圈八卦,而看過展間的演員訪談後,再產生演員身份與「角色」明顯反差的矛盾印象;距離較近、同屬藝術圈的觀眾可能聯想到鏡頭以外的特定人物,而導致對於演員所飾角色的投射與「移情」;同樣的情形也會反過來發生在演員身上:一位策展人扮演畫廊老闆,抑或一位學者在扮演收藏家時,會以認識的某人作為參考對象,更會因其對觀眾眼光的想像而不自覺地調整,換言之,演員也會對特定身份產生「反移情」。這裡的「觀眾」可能是演員,「演員」也可能是觀眾——每個人既是觀眾也是演員(註2)

圖:北美館館長黃海鳴(右2)演歷史學家父親, 黃其玟(右1)演館長大姐, Practicing Live
圖:宮津大輔扮演藝評姐夫, 說話引經據典經常冷場; Practicing Live
圖: 策展人呂岱如(左1)演藝廊老闆二姊, 藝術家邵樂人(左2)演同志弟弟, 藝評黃建宏扮演其男友Nicolas; Practicing Live

一個模擬的遊戲

身處在藝術圈內,常常要扮演不同角色,因此隨時都有複雜的投射、移情或反移情在身上發生。作為藝術圈的一分子,想要完整地釐清作品裡每個角色的現實象徵似乎有困難——藝術圈的「演員」和「觀眾」本來就不斷地交互作用,也根本不可能客觀地觀察彼此角色(註3)——假如觀眾是從片中人物的關係來掌握,反而更容易看見這個封閉的系統如何自我仿真當代藝術圈。換句話說,這裡的家庭與現實的藝術圈人際網絡既互補又重疊;不僅如此,雖然它看起來封閉,這個循環實際上正是藝術圈的縮影,而藝術家的任務正是透過這樣的設計模擬藝術圈的運作狀態。

無論從藝術圈生態還是從藝術市場的角度來看,分析可能都會得出某些可推斷的結論——美術館、畫廊的地位看起來比策展人、藝評人更接近核心,畫廊代理藝術家和收藏家之間的實體經濟活動雖在外圍,卻是藝術圈主要的反饋來源,是形塑其現實的機制。此外,史學家或藝術學者的地位雖然不容置疑,劇中的敘事卻展現出不一致的線索,讓《Practicing Live》名副其實地成為了取自現實、又與現實互補的實境秀。

史學家被放在家長的位置上,暗示了藝術系統內部權力位置,也在呼應某種歷史觀。但就像普通家庭裡,家長不見得享有對等的待遇,劇中父親並不熟悉眾人的話題,在聚會上遭到冷落,藝評家姐夫更是一發言就冷場。姐夫和叔叔只說非中文的語言,導致這兩個角色及他們的語音配置之間多了感知分岔的間隙。最後,那位始終未現身的神秘藝術家「David X」,用交換作品的方式暗助畫廊與收藏家換取現金套利。儘管距離最不明確,卻透過外部指令曖昧地引導了劇情的轉折,這個不在場的人導致角色分析的拼圖缺少了關鍵的一塊。

正是這個從頭到尾「不現身」的角色,讓我們想到同是余政達作品裡,利用語音歧義引發感知轉換的〈附身【聲】者〉系列裡,那個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隱形作者」。


圖:與台灣藝壇交好的英國學者 (右1) 也扮演外國叔叔, 擔任推動劇情的重要動力; Practicing Live
圖:館長姊姊的兒子是隱身幕後的藝術家David X, 化名為Sykban並交由二姐和叔叔套現, Practicing Live
圖:這位藝術家 (David X) 從頭到尾沒有現身卻牽動全局發展, Practicing Live

不現身的「附聲者」

回溯余政達的早期創作,從〈附身【聲】者:介紹〉(2008年)到〈附身【聲】者:梁美蘭與埃米莉蘇〉(2009年),余政達通過個人「言語」和集體「語言」之間的縫隙,開啟可進行展示的政治空間(註4)

〈附身【聲】者:介紹〉的名字是來自「腹語者」(ventriloquist)這種隱匿的發語術。藝術家先是隨機邀請對象(外國人),扮成躲在他們背後的黑影人樣子,以自己說的中文來提示他們模仿發聲。在〈聲音的拓樸式外交——論余政達的「語音—藝術」〉一文裡,黃建宏以「外交」的觀點來詮釋他如何以個人展演來創造指涉和延伸(跨越國界)的集體再現空間。 到了〈附身【聲】者:梁美蘭與埃米莉蘇〉,他在菲律賓工作者聚集的「金萬萬大樓」裡找到兩位自願受訪者,用攝影機記錄她們回答關於生活經驗的提問:「他不再匿身於『發言人』身後,請發言人敘述出藝術家依據發言人的身份與狀態所建立的『虛構』,而不再立於是發言人(同時也是受訪人)面前,藏身於鏡頭背後進行提問……語言間的滑移不再發生於意義之外的語音『揣摩』,而發生於『對質』之中,發生在為了表達意義而出現的語音交雜與走音。」(註5)藝術家開始「現聲」在鏡頭之外,從原本藏匿在主角身後的位置挪出空間,透過「語音」表明自身與拍攝對象之間的距離。

〈附身【聲】者:梁美蘭與埃米莉蘇〉最後,菲律賓受訪者跟着伴唱帶歌唱的畫面,顯示不管是透過「翻譯讀音的歌詞」還是暫時縱情的扮演,她們都在「異己」的溝通工具裡,找到了表達自我的空間。不管是〈附身【聲】者〉系列、〈中華民國頌〉、〈OURS.KARAOKE〉、〈歌唱練習:日文歌〉等,藝術家都是透過簡短即興、自我扮演的語言詮釋來展示自我。那為什麼這樣的操作到了〈Practicing Live〉,會擴展成具有嚴密戲劇結構的組織?與他「現不現身」又有什麼關係?


圖: 余政達,〈附身【聲】者:梁美蘭與埃米莉蘇〉

即興的結構

從「沒有距離」到「有距離」的表現,要求的是觀眾必須從余政達以「聲音與文字這兩種將語言給物質化的媒介」為語言所添附的「記錄痕跡」功能(王柏偉),轉向語言作為「溝通與仿真」的不同層次。於是我們透過這種新的理解方式,區別了聲音與文字接口所整合的集體語意層次,以及個人言語的自我展演層,進而看見〈附身【聲】者〉系列涵蓋了從集體到個體、由內部即興到外部結構的語言反饋。當藝術家從隱身在黑影的〈附身【聲】者:介紹〉轉向以問答區隔距離時,溝通構造也重新顯現於作品中;同樣的,當觀眾再次注意到結構化的〈Practicing Live〉裡對話線索指向那個缺席「藝術家」時,就更能覺知「不在場」於溝通過程的無所不在。同時,我們還發現即興與限制是一組相關概念,因為即興必須在藝術家設定的結構(限制)內。

對此,余政達在訪談時這樣表示: 「幾乎我的每件作品都接近我當時的遭遇,它們也都企圖採納本地的語境。但是基於外語特性,這些作品裡都存在一定的限制,這也就是我為什麼持續使用外國語言作為媒介的原因,或許是因為我喜歡限制。」(註6)

模仿與反諷

從看似戲謔的「扮演」如〈附身【聲】者〉系列、〈中華民國頌〉、〈城市的導覽練習:奧克蘭〉、〈OURS.KARAOKE〉、〈歌唱練習:日文歌〉,再到明顯被設計的〈信〉,都可以發現其中某些語言操作遭到限制的共同點。這類作品不是對象或語言被限制,就是使用情境被限制;片中外國主角要不是只模仿而聽不懂,就是說者與聽者不在同一種原生語言脈絡裡。然而,這種溝通限制顯然只會影響到一組特定的「語言—聲音」框架。在此,語音是辨識意義的工具,也是形成區隔的工具,「鏡頭」則隱喻着框架。因為雖然主角的溝通障礙對觀眾來講主要是聽覺的,這裡「聲音」也成為作品中最明顯的表達媒介,而鏡頭則為該媒介提供了能被視覺所感知的框架。

一旦觀眾理解鏡頭內外分屬於不同的階層時,真實的溝通才得以發發生。由於被拍攝者在框架內的即興模仿,讓觀眾在好笑之餘,意識到自身所處的位置原來與對方不同,作品也就從單向「扮演」的層面進入了「溝通」的層面。好笑,必然是覺察到了某種落差。所謂「反諷」也不僅僅是一種美學修辭,還需要去探究形式上的限制來自何處,這些情境為何令人發笑;否則,媒體對余政達的印象,永遠停留在操弄差異性的搞笑藝人的層次上。

圖:余政達, . 鏡頭隱喻區隔不同迴圈的「框架」。
圖:余政達, . 藉由區隔溝通迴圈而從單向的扮演理解到雙向的溝通.

回到自我指涉

個展《Practicing Live》讓我們看到一個更具層次感的余政達。首次在創作過程中納入編劇、演出、攝影、字幕人員等具體職稱的團隊合作形式。在探索過早期的語音扮演、模仿,或者其他看似戲謔的作品之後,雖然對其作品重視「形式」的結論不完全有失公允(註7),但如今的結構更具體地展現了余政達的企圖心——不只是當一個遊戲人間的藝術家——關於「現聲/缺席」在創作裡所表現出的作者所處溝通中的不同位置,也可以作此理解。換言之,形式上的大幅強化,還是在延續探索語音限制的方向——儘管這次的溝通焦點更緊緊扣著第二層的、也就是觀眾與那位「不現身」藝術家共同參與的語言層次上。

《Practicing Live》的組織封閉性反映在這個「家庭」作為自主系統的遞迴指涉上,也就是說,它必須被看成一種自我指涉、自我仿真的封閉系統,沒有任何客觀視角可言。這種自主性的特徵是,系統可以說是沒有真正「外在」與「內在」的區隔。與其說「類戲劇」或「實境秀」,倒不如說建立在控制認識論(Cybernetic Epistemology)上的組織——生命的系統,儘管一定程度上是封閉的,我們仍然能以各種方式與系統整體互動。比方說,標識非專業演員的演技或者台詞錯誤、描述演員與真實角色之間的反差,並藉著這種標識,辨認出演員所在的第一層循環與觀眾所在的第二層循環之間的差異,以及外層循環如何反饋內層循環的樣態。如此一來,看似反諷的「表演」也引導出另一種關於作品的理解方式——那就是這種模擬現實的遊戲與現實之間的「遞迴層次」(order of recursion)了。

圖:余政達, Practicing Live.

影片中,策展人追問:「所以你認為『形式』大於內容不是一個問題?」,銀幕前的觀眾想到了哪些名字?而導演想到的又是誰?余政達雖不曾現身,卻始終不曾在溝通中缺席。他莊重又詼諧地參與這個家庭的一切,卻不直接說出自己的看法,像一個無所不在的幽靈和每個人玩遊戲,不過,我們卻都在這場遊戲裡看見自己了。


1. 叔叔和舅舅都是「uncle」,但導演不說明這位uncle是父親或母親的兄弟,也沒說明為何一個台灣家庭會有一個英國uncle。母親沒有出現也讓劇情留下想像空間。當然,觀眾可以象徵性地解讀是「母親」在這個(藝術)家庭的缺席,同時把uncle看成是「(缺席的)母親的兄弟」而凸顯外國舅舅的特殊性(對藝術圈的影響)。然而這些解讀的線索是不足的,也是一廂情願的 。
2. 事實上,會到北美館看展的觀眾可能多少與台灣藝壇有一些關聯,要不是身在其中,就是對當代藝術有興趣。就算偶爾逛美術館,也會因為同時展出的演員訪談,而「暫時」被捲入這個原本只屬於少數人的封閉體系裡。
3. 馮佛斯特指出模控論修改許多自然科學的基本觀念:「i.觀察者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於觀察者的視角(即其坐標系;愛因斯坦相對論);ii.觀察者會影響被觀察者,藉以推翻觀察者的預測期望(海森堡測不準原理 )。」參見Bradford Keeney註,邱羽先譯,《變的美學》(Aesthetics of Change)。
4. 見王柏偉,〈在聲音與溝通之間:《城市預演:余政達作品展》〉中語言的展演性問題「不管是〈附身【聲】者:介紹〉(2008)還是〈附身【聲】者:梁美蘭與艾密莉蘇〉(2009),藝術家在意的都是非母語使用者在使用一個他們所不熟悉的語言時,語音狀態與文法結構上與母語使用者間的距離所創造的疏離與驚訝效果。
5. 見黃建宏,〈聲音的拓樸式外交——論余政達的「語音—藝術」〉
6. "Almost every one of my works is close to what I encountered at that moment, and they are all trying to adapt to the local context. But there are certain limits that consist in the works because of the nature of a foreign language, and that's why I am constantly using language as a medium, maybe it's because I like the limitation."引述自ART4D訪談
7. 因為限制多是透過形式上的操作而凸顯,因此在過去,評論者常常使用「類-紀錄片」、「類戲劇」、「角色扮演」等詞來描述余政達的創作形式。在這裡,反諷不再是回饋設計框架的語音操作,而是第二層(觀眾)反饋第一層(演員)的語意性溝通。

Jan Verwoert選譯—反 詮釋 (Against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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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an Verwoert;譯者:蔡明君/編輯:鄭文琦)
Editor's Note:Verwoert's "Against Interpretation" i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ieze Issue 7, 2012. How does Édouard Glissant's demand for opacity translate into art? Jan Verwoert explores opacity as a model for open communication – and outlines a history, which runs from Lygia Clark's sculptures to Trisha Donnelly's enigmatic films. (本文原載於Frieze Issue 7, 2012,為格理尚專題之相關文章。愛德華.格理尚(Édouard Glissant)對「不透明性」(opacity)的要求如何通過藝術而呈現呢?楊.佛沃特(Jan Verwoert)探究不透明作為開放溝通的一種模型,貫穿從麗吉雅.克拉克(Lygia Clark)的雕塑至特麗莎.唐納利(Trisha Donnelly)的謎樣影片。)
圖: CHEN Yin-ju(陳瀅如),超距作用 (三頻道錄像裝置, 9'16"); 2015; 某種完整保留時才現身的必要

無從理解存在著希望。當它不需要作為任何事正當化的理由,當它不需要為任何事辯護或遵循任何形式的時候。但是,不同的是,當它阻擋在我們彼此之間,即使是我們正在與對方溝通時(特別是這樣的時刻),它仍彰顯了自身的存在。就像奇特而無從解讀、不可說或難以言傳的特質,在使整體有意義的特定字詞組合裡共鳴着,但我們無法說出個所以然。或者像某種正因為它們模稜兩可而讓特定的表情或動作顯得很有意義的特質。或者像是一個無論我們喜歡與否、傳遞着我們牙牙學語之地語言的口音。

這是我如何理解愛德華.格理尚所說的,詩意的不透明性(Opacity,也可譯為隱晦)為活過經驗的聚集強度提供正當性。他說,「世界上所有地方的細節皆不曾被錯置(註1)這一句話,彰顯了藝術中的不透明(Opaque)——無論在世上的哪裡,地方細節的特質、某個話語的個性、某種經驗範疇的概要,這些事都沒有被藏起或成為任一種統一的樣態。格理尚絕對不是為蒙昧主義(obscurantism;反開化論)辯護。他所談的不透明無法被蓄意地創造或被宣稱為身份的「根源」(roots),或如同資本而倍增。不透明性不屬於任何人。事實上,它只在完整保留時才會現身;當自願、自發且不需言語的交換被接納時,它的「授與」(allant de soi)不僅僅改變了語詞的字面意思,也關注了一切只能在口音的聲響裡共鳴的事物,還有文字或藝術品除了其自身所擁有的種種表現外無從表達的一切。

格理尚寫道,自由地選擇關注於不透明,產生出「一個純粹的共享關係」(註2),這是純粹的分享、建立在沈默的信任上一種獨特的社會契約。因而格理尚對於支持不透明性的懇求,絕不是一種否定的姿態。反之他召喚了參與藝術交流更大的意願。無須工具協助,亦無需倚賴拼湊出的意義、實用價值與階級術語(按:見《為何藝術信念不再?因為它太像魔法了I》的保證所營造的假性安全感。不透明性不是一個可被實踐的範疇,也不是一個評斷的標準,更不是一個需要證實的主張。一件作品的不透明、隱晦面向,很可能因此讓那來自一個世界、影像或聲響的特定地方來源被強調 。但在此,事實棲身在細節裏頭——以其程度而論,有鑒於這些細節的特殊性,任何關於作者及作品的通論必顯得空洞。

基於相同理由,不透明性也不是一種可以學習及配置的樣式元素。樣式完備的訓練,從來就無法真正達到強度,還不如當某人在創造的過程中不畏懼地、小幅度地讓自己臣服于由世界拋諸在我們周遭的事物的節奏與押韻上的時候容易成就——在媒材更勝雄辯的無聲表白裡,在今天社會的現實聲音裡,設法聆聽。這麼一來,藝術的創作就要採用本地材料用語為媒介,用它來代孵不透明表達的他人之子(原文為:cuckoo's egg)

麗吉雅.克拉克(Lygia Clark)1960年代的作品《昆蟲》(Bichos)在這方面表現得無人能及:一系列紙牌大小以金屬板製成的雕塑以無數鉸鏈連接著。這些雕塑做成可用手捧著把玩,可以折起、展開、再折起,改變金屬板的組合排列,和魔術方塊一樣,只不過它沒有正確組合的可能,因為根本沒有正確的組合。也因此,這件雕塑最終會被放下,另一人再拿起它,繼續將這個無法確切定義的玩意折來折去。儘管每個人都可以觸碰、改變或傳遞它,這物件的形式與功能仍然難以透析。它像一個突然流傳在人們之間的哲學概念,儘管沒有人確切曉得它有什麼意義,但每個人都覺得它應該意義深遠。

比起具名的意義,一件事物的精神通常透過一種表現上的不透明性更驚人展現。聽過沒有宣導的政治動員?柯莉塔.肯特修女Sister Cortia Kent就做到了!1960年代,在洛杉磯的無玷聖心修道院(Immaculate Heart Convent)的工作室中,她以絹印版畫製作有反對越戰標語的海報、書本封面及壁畫,速求一個非暴力社會。她的設計訴說的語言再清楚不過,但她的圖像表達手法突破任何形式。其書寫延展著,極生動地在空間中波動擴張。肯特比絕大多數抽象表現主義者更自由地混用顏色,更像最棒的普普藝術家一樣讓人耳目一新。這些版畫形式上的特質並不透明,故無法宣導清晰的訊息,它們就宣傳品來說太過獨特、奔放。但正因為這種方法,讓觀者感受到西岸的陽光,感覺到某種比為國捐軀沙場更好的生活是可能的,這種感受或許才是讓她/他反對炸彈的原因。

以不透明的精神言說,意指自由地訴說,不是必須說,而是儘管去說、或不說。肯特的作品大可以只含形狀與色彩,就形式而言,它們也同樣精彩。而字詞並不是必須的,然而,正是由於文字非必須,當它們在圖像中顯現時,將造成更有力的衝擊,因為它們是如此自由、不受拘束的存在。

為了避免被強逼著生出意義,我們總是必須留有不這麼做的可能。藝術不應該必須演示著什麼;它應該永遠保有不讓簾幕升起的權利——若這是它的渴望。且無論如何,一件作品隱晦的質感(重釋雅各.拉岡)就像一道面紗,與其擔任去遮住可能被揭露事物的角色,當它單純地以此種或彼種皺摺的方式存在時,反而說得更響亮一些。

在視覺藝術領域,特麗莎.唐納利(Trissha Donnelly)就有這種面紗似的眼光,她在像影片《無題》Untitled;2010持續迄今)這類作品中加以實踐。這件作品呈現了當錄像素材花如此長時間後置處理後,留下的不過是某種數位影像串流所具現的不透明影片。這影片以一種奇特的黏度播放,隨著各種新的影像波動而改變,有時候擴延至紅棕色的圖式,再凝結為俱有銀鹽刻痕的數位膠質。雖然這面紗太有存在感,而無法更神奇地強調圖像,但影片仍讓人無法停止觀看。觀者的凝視開始隨著這些水面上的浮油所產生的渦旋圖案而失焦。在此,不透明性純粹是作為一種表層現象而成為必要。它再也無法從傳統分類的做法去掌握。我們確實無法說,《無題》是不是今日視覺文化的點石成金典範(alchemical quintessence;原意為鍊金術的第五元素)、或一大堆從剪接室地板蒐出來的片段。這正是一切的重點。


Youtube: This is a short movie form Artist Kara E walker displayed at the Tate Modern in London.


在卡拉.沃克(Kara Walker)的作品中,不僅在純粹形式更是在歷史層面上,可見她任意配置圖片與不透明性的關聯。她偏愛以黑紙剪成的人形剪影為媒材,創造出等同真實比例的場景。在白色的牆面上,裝置彷彿會動的影子。觀者可以從輪廓猜測出它們的服飾與髮型(或假髮)大概是北非17到19世紀那個時期。這遊戲裡的角色有奴隸、女僕及他們的主人,情節涵蓋廚房、私刑及各式各樣性服務的場景。在這裡頭,恐懼如同一道墨痕,沃克從中接連召喚出人物並享受過程。這些事物的不透明性以一種細膩到荒誕的程度組成輪廓,但也存於它們所傳遞的原慾中。沃克將歷史轉化為一場通常由她自己領銜主演的,粗暴而色情的影子劇場。她那些非裔美國女角往往帶有她的自我特質。透過各種殘酷考驗,她異常自信地,在所有姿態裡體現兩世紀來每個女子的種種樣貌(只要她願意,她也可以是哈克貝利.芬恩那樣的野男孩〔譯註〕)。因無可取代的酷異性(queerness)而藉各種樣態扭轉的慾望——這次沃克說了算數,不再是有了年紀的男人。她的作品像不安滑落而刻在自由女神臉頰上的淚痕,像鬍鬚女臉上的鬍鬚;一襲無法掀起的面紗,更是藉由它、因為它、也為它自身而存在的存在。

圖: Bonnie Camplin, Colonial Fanny, 2007, Video stills (Courtesy: the artist & Cabinet, London)

邦妮.坎波林(Bonnie Camplin)的錄像是關於媒體如何不透明得令人不安。她似乎要問:待在媒體的面紗後頭會是如何?《給我一面鏡子》Get me a Mirror;2006)的開場是一張支離破碎的臉,漂浮在銀幕所顯示的類比影像雜訊上,有一隻人為合成的蒼蠅在上頭爬來爬去。還有一個女人,拷貝成紅色、綠色及藍色的不同影像,與她自己共舞。然後,數位蒼蠅糾纏著穿在各式制服下的女士繪像。最後,女演員化上臉妝,巫毒面具從黑暗中浮現:集合而成你的自我,但是注意數位的害蟲。影像的屏幕可能提供某種保護——或者更傳統地,打著扇子!在《殖民的屁股》Colonial Fanny;2005)裡頭,坎波林一直在主角臉前揮舞一面扇子,像一隻具有擬態能力的昆蟲,它融入壁紙與裝潢上頭的裝飾表面。然後,就像是長出翅膀的盲點,扇子化身為一隻蝴蝶,撲著翅膀離開保護屏幕。

以上這些對任何人都無用處,因為這些作品中不透明的特質,不能回答任何關於位階或意義的問題,也沒有任何區辨意義上的價值。最重要的是,這些作品不代表任何事情——並非故作姿態而婉拒。它們不遵從任何形式,亦不故意狂放不羈。它們不透明,而這正是它們在讓人看見時,意之所指表達得如此清晰的原因


1.愛德華.格理尚,哲學的關係。詩的延續(Philosophie de la relation. Poésie en étendue, Gallimard),巴黎,2009,70頁 
2.同註1,69頁

譯註:馬克.吐溫《頑童歷險記》主角的名字。

鏡子與自我迴圈 (self-loop):與編舞家蘇文琪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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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整理:謝杰廷)
Editor's Note:This dialogue between the writer HSIEH Chieh-ting & the choreographer SU Wen-chi is part of ISSUE 2015, Mar (edited by HSIEH) on the "notation" of performance and body. For SU, the mirror on the stage (in her works) symbolizes the process of his/her "self-loop". It somehow responds the idea of the notation, or writing, which is, in Jean-Luc Nancy's words, you are outside yourself when it happened ... you are prompted up as a different being. (本文是謝杰廷客座的三月專題其中一篇,採訪一當代編舞家蘇文琪。對文琪來說,其作品中的「鏡子」象徵自我迴圈的主題;對於杰廷所關注「記譜」而言,這種連結又分裂的作用,卻又隱隱呼應了哲學家南希對於書寫是「將自己寫出而寫成了另一個自己」的提議...)
在一當代舞團編舞家蘇文琪的舞作〈Loop Me〉(2011)裡,我們看到一開始與舞者的動作同步的影像就像是對身體的一種「記寫」,而後經過現場影像處理而留下的殘影,就像是數位媒介技術對身體的「譯寫」。同步的記寫讓我們感覺到「連結」,殘影的「譯寫」又讓我們感覺到「斷裂」。邀請蘇文琪接受訪談,原本是想聽她對「記寫」的看法,這次的訪問最後卻更像我與她的對談,在訪前的討論裡,我提到她的許多舞作好像都隱現著「鏡子」的意象,「鏡子」出人意料地成了這次對談的主題。這個像是偏離記寫的主題,在經過我們的討論後,卻又導出了對「記寫」的另一個觀點……
圖:編舞家蘇文琪(SU Wen-chi), 陳又維攝影/蘇文琪提供

謝杰廷(以下簡稱H):我感覺在你的許多舞作裡,好像總是隱現著「鏡子」的意象。在〈身體輿圖〉與〈城市微幅W.A.V.E.〉裡,我都看到反射出鏡像的地面,它讓我想到了「鏡子」。不知道妳是否想過「鏡子」這一個意象與妳的舞作的關係?

蘇文琪(以下簡稱S)、很有趣,你會提到鏡子!這真的是「隱—現」!事實上,我在發想舞作的過程裡從未想到鏡子,也不會將〈身體輿圖〉或〈W.A.V.E.〉裡的反射地面稱為鏡子。在身體輿圖裡,我或許會稱它為一種「精神狀態」,在〈W.A.V.E.〉裡我會稱它為「虛擬空間」。在演出時,我也不會意識到它是鏡子!將它們稱為「鏡子」,我感覺意義有點太狹窄了。

圖: 一當代舞團, W.A.V.E.(2011)

當然鏡子對舞者是很重要的。在練習時,我們看鏡子。鏡子是為了提醒舞者,要能在演出時感知自己外在的形體。在舞蹈時,舞者會有很多內在的感覺,外在的形體卻或許不能表達出這麼多。鏡子是為了讓舞者在練習時,能像是從外面反看自己外在的形體,感知到空間,舞者才能藉著她的外在形體更好地表達出她的內在感覺。在演出時,舞者不會看鏡子,卻會感覺到觀眾的觀看。事實上,在演出時,觀眾就像是鏡子了!當然,在演出〈身體輿圖〉或〈W.A.V.E.〉時,我會在無意間看到自己反射在地面上的鏡像,但我只會覺得我的鏡像就是舞台上的裝置,不會特意將它看成是「自己的倒影」。


H:雖然妳在舞蹈的發想過程裡或演出時並沒有將地面意識成鏡子,我還是想聽聽妳對「鏡子」的想法?

S:我記得媒體藝術家比爾.維歐拉(Bill Viola)好像在一個訪談裡提到了鏡子,他認為鏡子裡的影像與藝術的關係是很緊密的。他要我們去想像人們第一次看見自己的影像的感知狀態。或許是在河邊的水面上,人們第一次看見了自己的倒影。對他而言,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影像是一種「感知上」的革命。它提醒我的是一種「感知」的起點。現在我們看鏡中的自己,已不覺得是「新的感知」。看鏡子是一種很個人的、像是納西瑟斯(Narcissus)、自戀性的精神狀態,某種對自己的迷戀。當我們看著自己的鏡像時,我們連結回自己,我認為這種連結讓我們能確認我們自己「在」。我總覺得我們是被分裂出來的,而我們總想找回連結,或許是自己與自己的連結。對我而言,鏡子就像是一個完整的、封閉的自我迴圈(self-loop)。我在演出時想找回的也是這種連結,我覺得不只是台上的裝置,還有觀眾,應該都要能藉著演出連結在一起,讓劇場裡的狀態也像一個迴圈(loop),是一個封閉、完整的狀態。


H:你提到了鏡子像一個完整而封閉的自我迴圈。我覺得很有趣,因為鏡子是光的投射,又是光的回返,這樣的投射與回返,事實上就是「reflection」的意識:re-flection在字源學上的意義就是折(-flect)回(re-)。像你說的,它確實是一個完整而封閉的自我迴圈。有趣的是,妳有一個舞作就叫〈Loop Me〉,是否能請妳談談這個舞作想要探討的主題呢?對妳而言,〈Loop Me〉裡的舞者與影像的關係是什麼?〈Loop Me〉裡的Loop是否也和妳提到的自我迴圈有關?

圖: 一當代舞團, Loop Me (2009) 

S:〈Loop Me〉討論的是身體的現場性與影像的關係。對我而言,它不斷重複的身體影像,能讓我對自己的身體不斷提問,找出新的觀點、新的解釋。然而,我也發覺,無論我找到什麼新的觀點或解釋,總是會回到自己身上,就像是自我迴圈,它事實上是我與自己的封閉狀態。我認為,這樣的自我迴圈也在數位媒介的機制裡。我們經常覺得數位媒介的虛擬空間是無界限的。然而,我覺得它是有界限的。對我而言,數位媒介的虛擬空間,事實上是我們自己投射出的,它的機制是我們開始的,也就是說,我們要應該要意識到「自己」是這個虛擬空間的起點。虛擬空間和我們的關係事實上是一個迴圈,而這個迴圈或許就像是鏡子的自我迴圈。〈Loop Me〉裡的身體與影像也是一個自我迴圈的機制,透過我身體的影像,我在問的是身體的「現場性」——又或許能稱為「現場身體的精神性」——是否能被留下、是否能在我身體的影像裡被留下、又能被留下多久?


H:妳提到影像是否能留下妳身體的現場性這一個問題。對我而言,攝影的技術就是為了要留下光,photo-graph在字源上就是指「光」(photo)的「記寫」(-graph),而「記寫」總是關於「記寫下將會消失的」。在這個意義下,它或許就像要將鏡中的鏡像「留下」成為影像。攝影是一種「記錄」,攝影也時常被當成是一種證據。就像邁布里奇(Eadweard Muybridge)的瞬間攝影(Moment Photography)一開始是為了一個爭論:馬在奔跑時究竟是否有四腳離地的瞬間?邁布里奇的瞬間攝影要的就是「證據」。許多編舞家也將錄影看成是對動作的記錄,有些人更藉著數位技術讓這「動作的影像記錄」成為探究動作、觸發舞者動作想像力的媒介。錄影,不只是記錄,更影響我們對動作的感知。妳又怎麼看錄影對編舞家的影響?

S:我在編舞時也會錄影,它能幫我記錄當下的動作,讓我之後能去編輯。舞者也能看著錄影演練動作。對我而言,它也是重演一個舞作時的重要資料。然而,當我要重演自己的舞作時,我覺得重要的不只是動作,還有我當時編舞的內在狀態。對我而言,這與舞作連結在一起,或許能說是舞作的「精神」,這卻是錄影無法記錄的。我曾經與幾位藝術家朋友提出一個記錄舞者腦波的計劃,就是想要記錄舞者演出時的內在狀態。我當時的想像是:這些被記錄下來的腦波資料,是否能重建在另一個舞者身體上,讓他在演出時回到當時被記錄下腦波的舞者的內在狀態?當然,現在還沒有這種技術,這只是我們的計劃提出的想像。

圖: 一當代舞團嘗試記錄舞者腦波的編舞計劃 (2013年臺北數位藝術表演獎決選作品)

H:我覺得這個計劃有趣的是,當這一個舞者的內在狀態被記錄成腦波資料,這一個舞者是否就活在腦波資料裡?當「他」被記錄下,就像「他」被分裂成另一個資料裡的「他」?記錄,不就是記寫?是否記錄、記寫總是會讓自己分裂出另一個自己?這讓我想到馬黑或邁布里奇的瞬間攝影與時間攝影(Chronophotography):一個人在鏡頭前跑過,這一個人卻在連續曝光下「分裂」成一個個的「他」。在〈Loop Me〉裡,一開始與舞者動作同步的影像,最後經過現場的影像處理而留下一個個動作的殘影,也讓我想到馬黑與邁布里奇的攝影。我想請問妳對他們的攝影或錄影這些較早的影像有什麼想法?

S:我覺得早期的攝影或錄影都是有身體感的。對我而言,馬黑或邁布里奇的影像,它們的關注仍是很身體的,它們在問的是「身體的時間」。我能感覺到「影像」與「身體的時間」仍有連結。很多數位藝術的影像對我而言卻沒有身體感,因為它們好像只將「身體的影像」看成一種「材料」,一種能不斷處理的影像材料。他們的影像已不在問「身體」或「身體的時間」,身體只是影像材料(sources)而已。這些「身體影像」的影像處理已和「身體的時間」沒有太大的關係,總是讓我感覺到「斷裂」。在〈Loop Me〉裡,我想問的也是這種「斷裂」。我的身體影像經過現場的影像處理,對負責影像的藝術家而言,或許只是關於「影像處理的技術」,對我而言,卻是「震驚」!因為經過現場影像處理的影像直接提醒我,我自己的「身體時間」是能被斷開的!

H:很多人認為馬黑的時間攝影透露出的時間預設是:時間是機械的、是一個瞬間接著一個瞬間,而這一個一個的瞬間是能斷開的。在這個意義下,它的時間是機器的而不是身體的。很有趣的是,你提到邁布里奇與馬黑的影像對你而言仍有身體感。是否能請妳解釋更多關於妳提到的「身體感」?「身體感」與你在〈Loop Me〉裡感覺到影像的「斷裂」的關係是什麼?

S:我覺得〈Loop Me〉裡的影像對我而言是有身體感的,或許是因為它的斷裂——也因為它的不斷重複——才讓我的身體想要不斷提問,也不斷想找新的觀點、新的解釋,這就是一種身體的「參與」(engagement)。更重要的是因為我在〈Loop Me〉裡看到的影像是我自己的影像。這讓我感覺我需要去找回一種連結,只有當我的身體找到我與影像的連結,我才能提出觀點、提出解釋。當我看到影像,覺得它要我的身體參與、讓我的身體想參與,這就是有身體感的影像;當我看到影像卻感覺不到我的身體想參與,這就是沒有身體感的影像。我在編〈Loop Me〉時,經常想到盧米埃兄弟最早播放電影時人們的反應。他們覺得電影裡的火車是「真」的,因而,當他們看見火車越開越近,他們感覺到危險而開始逃跑,這對我而言就是「身體最直接的反應」。我們當然意識到影像裡的火車不是真的,然而,當我們說影像裡的時間、空間是虛擬的,就好像在說它是「假」的,我卻想問還有什麼是「真」的?

我認為,身體對影像最直接的反應就是「真」的。就像是電影裡的火車是「假」的,觀眾感到危險而逃開的反應卻是「真」的。對我而言,這就是有身體感的影像,它會要我的身體去參與。想要逃開的身體感就是一種身體的參與。然而,這樣的身體參與感又和數位藝術裡很多互動(interactive)裝置不同。雖然很多互動裝置也要我的身體參與(participation),我卻感覺不到身體感。我想這是因為很多互動裝置的技術仍不夠細膩,他們總是想要改進「溝通」——或許是舞者與舞者間的溝通,又或許是舞者與觀眾間的溝通——,然而人與人的溝通是很複雜的,很多互動裝置卻只是讓溝通變得簡單。對我而言,他們經常看輕舞者(或觀眾)對動作的想像力。


圖:一當代舞團, 身體輿圖(2012)

H、我感覺影像對你而言好像是「斷裂」卻又是「連結」,或許是關於在「斷裂」裡的「連結」、在「連結」裡的「斷裂」?這是否也與妳提到的自我迴圈、鏡子有關?就像我們剛剛討論到,鏡子是一種自我迴圈,鏡子卻好像也是一種「分裂」?自己在鏡子裡的鏡像是否就像一個「分裂出的自己」,是另一個人?

S、確實,有時在鏡子裡看到自己的鏡像,會覺得「他」像另一個人。事實上,當我看到〈身體輿圖〉劇照時,我很驚訝它竟然這麼像卡拉瓦喬畫的〈納西瑟斯〉!這張畫事實上是我在編舞時的參考資料。這讓我想到,是否演出者總是有點自戀?但我覺得最有趣的是,當我重讀納西瑟斯的神話,發覺他並沒有意識到水面上的倒影是他自己!對我們而言,他愛上的是自己的倒影,因而是自戀的。然而,對納西瑟斯自己而言,他愛上的是「另一個人」。這剛好解釋了為什麼我自己並沒有將〈W.A.V.E.〉或〈身體輿圖〉裡反射的地面意識為鏡子,而你——也就是觀眾——卻看到這事實上就是鏡子。無論是在舞作的發想過程或演出時,我並不將反射的地面意識成鏡子:就像我一開始提到,前者,我將它看成是虛擬空間,後者,我將它看成是精神狀態。然而,它們都像另一個空間,就像我們感覺到鏡中的空間也是另一個空間,而我與它們的關係也像是鏡子的自我迴圈,它們都是我投射出的,它們也都被連結回自己。


H、我想就像妳之前提到的,鏡子是一個封閉而完整的自我迴圈;對妳而言,這也是數位媒介的機制。鏡子,是一種自己和自己的分裂,也是自己和自己的連結。或許,一開始是因為妳舞作裡反射的地面讓我想到鏡子,然而,經過了我們的討論,我感覺隱現在妳舞作裡的「鏡子」或許不只是反射的地面,更是關於妳提到的「連結」與「分裂」——或許是影像的分裂,或許是妳藉著演出想要找回的連結。「鏡子」這個出乎意料的主題,像是偏離了「記寫」的主題,它的分裂與連結卻讓我想到哲學家南希(Jean-Luc Nancy)曾經提到,「記寫」就是一種寫出自己、將自己寫出而成了另一個自己。在這一個意義下,或許「記寫」與「記寫者」的關係就像是「自己的鏡像」與「自己」的關係。「鏡子」反而讓我們去想:記寫是否就是在連結裡分裂、在分裂裡連結?當妳提到,妳認為數位媒介的機制是一種自我迴圈,我想到數位媒介不也是一種「記寫」,一種媒介與媒介間的不斷「譯寫」與「譯讀」?而「讀—寫」就是一個迴圈,它或許就像妳想藉著演出找回的連結,一個在斷裂裡的連結,一個妳說的「封閉而完整的狀態」。



時間外的時間記寫:馬黑的「時間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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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立鈞)
Abstract:In the article "The Writing of Time out of Time", the author reviewes people's sensation of "strangeness" and "unfamiliarity" while the"moment photography" was invent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19th century. By looking back the history in relation to how "chronophotography" has been used in physiological studies and the controversies caused by "chronophotography" in art and philosophy, the author tries to emphasize its presumption of "time" and pursuit of "efficiency" hidden behind this new image technology. (在〈時間外的時間記寫〉中,李立鈞回顧「時間攝影」在發明之初所引發的「陌生感」。藉著回看「時間攝影」如何嵌合在19世紀的生理學研究中以及在藝術與哲學界所造成的論戰,他更試圖指出,這項新的影像技術對於時間的預設與隱藏在它背後對於「效率」的追求。)
另一個世界

1891年,為了推廣自己的發明在物理學和自然科學中的運用,法國醫生、生理學家馬黑(Étienne-Jules Marey)在科學期刊上發表了一篇關於「時間攝影」(chronophotographie)的文章。不過,或許因為不能滿足於自己的新發明只運用在科學領域,馬黑在文章裡安插進一整個章節來說明「時間攝影」在視覺藝術中的使用。

馬黑先檢視了從古希臘時代以來藝術作品中呈現的運動姿態,並藉著相片證明,許多在繪畫、雕塑中展示出來的姿態,事實上並不存在於真實的世界中。馬黑好意地建議藝術家,為了呈現出更「忠於現實」的畫面,下次在描繪人物或動物的動作時,可以先向「時間攝影」學習。馬黑強調,藝術作品不但不會因此減損它們在美學上的價值,正好相反:「時間攝影」一方面能提供藝術家無數可以選取、援引的動作、姿態,豐富作品的畫面,另一方面,它更能省去藝術家耗費在「觀察運動」上的心神,因為這些「動作」已全然忠實、精確地記錄在相片之中。

圖:Étienne-Jules Marey, 「時間攝影」:工作中的鐵匠, 1894.
圖: Étienne-Jules Marey, 「時間攝影」:越過椅子的運動員, 1883.

自從攝影術在19世紀上半誕生之後,「長時間的曝光」一直是早期攝影的特徵。一直到1870、1880年代成功將底片感光度提高、縮短曝光時間之後,被拍攝的對象才不再需要被僵直地固定在同一個姿勢中(在此之前,人們甚至發明了「支架」來輔助被拍攝者在鏡頭前維持一樣的姿勢)。然而,當攝影終於能將運動中的景物清晰地拍攝下來時,當時的人們在這些相片裡,不只看到「片刻」,他們看見的也是雖然來自於同一個世界、卻令他們感到極度陌生、詫異的畫面:這些被相片凝結在相片上的動作顯得「怪異」、「不自然」甚至「滑稽」。它們不但不符合過往經驗、記憶中所看到的「運動」,反倒更像是來自於另一個世界:一個超越出我們感知、意識範圍之外、不可見的世界。

時間的攝影

在歷史上,當攝影才發展出來、還是一種新興的影像技術時,攝影始終因為它「機械複製」、「再現」的特性,被視為「不夠優雅、高尚」而被侷限在「科學」或「實用藝術」的領域之中。當時,攝影師只能透過挪用傳統藝術的題材、風格,或者透過『把相片拍得很像「畫出來的」』的方式來證明攝影的藝術性。到了19世紀末,當攝影有能力將運動中的景象分割、擷取、記寫成一系列我們無從用肉眼去感知的畫面時,「科學攝影」恍若終於從「純藝術」的陰影中掙脫出來,高舉著它「讓不可見變得可見」的能力,回過頭來反撲「藝術」。在此之後,相片成了檢驗「藝術作品是否忠實呈現運動姿態」的判準。(註1)

 事實上,如果我們回看歷史,我們會發現,攝影術之所以會在1870年代末期勉力縮短曝光時間,改善快門裝置,去捕捉運動中的瞬間,並不是出自於商業、科學界的需求、或美學上的思考,而是源於上流社會中閒暇飯後之餘的一場「(偽)科學爭論」:加州州長史丹佛(Leland Standford)閱讀了馬黑的著作之後,因為不相信馬黑在書裡提到,當馬在奔跑的過程中四隻腳會同時騰空,因而委託美國攝影師邁布里奇(Eadward Muybridge)用攝影去證明馬黑的研究並不成立。當邁布里奇在1878年終於成功拍攝下一系列「瞬間攝影」(Moment-photography)之後,他不但用相片佐證了馬黑的觀點,也在科學界、藝術圈引起一片譁然。不過,正如之前已經提到,當初第一批面對這些相片的觀眾絕對不是馬上就開始欣賞、讚嘆這些優美的姿態,而是感到眼前的姿態「陌生」與「不自然」。

圖: Eadward Muybridge,「瞬間攝影」:動物運動, 1887.
圖: Eadward Muybridge,「瞬間攝影」:動物運動, 1887.
圖: Eadward Muybridge, 「瞬間攝影」:馬匹奔跑, 1878-1881.
圖: Eadward Muybridge, 「瞬間攝影」:馬匹奔跑, 1878-1881.
此外,我們也必須知道,雖然在攝影史中,邁布里奇和馬黑通常會被相提並論,並同樣被視為「連續攝影」的先驅,不過,事實上,「拍攝運動中的人、動物」之於他們倆有著極為不同的意義:身為一個商業攝影師,邁布里奇的眼光是比較「獵奇式」的。不同於邁布里奇,馬黑是一個醫生、生理學家。雖然馬黑早在1878年就注意到邁布里奇發表的一系列相片,並為之著迷,不過,他關心的更是攝影「紀錄、記寫運動」的能力。在馬黑的眼中,邁布里奇的相片有一個致命的缺陷:邁布里奇雖然能清晰地拍攝下動物在運動中的一系列姿態,不過每一個擷取下來的姿態之間的間隔時間並不固定。當他著手繼續研究邁布里奇的攝影技術時,他首先希望解決的問題是,精確地掌握曝光時間的長短與間隔,因為他認為,所謂的「記錄運動」不僅得記寫下物體在「空間」中的位移,也必須掌握「時間」這個重要變數。正因為如此,他不僅嘗試將同一個運動透過重複曝光記錄在同一張相片上(就像是在相片中加入「時間」的橫軸),更將他的發明命名為Chronophotographie──「時間」(chrono)的「攝影」(photographie)。(註2)
圖:Étienne-Jules Marey,「時間攝影」:行走的人, 約1890.

圖:Étienne-Jules Marey, 行走的人, 1886. 1883年起他讓被攝者穿上黑色衣服, 只在關節, 軀幹, 四肢上標示上點與線, 仍用時間攝影的方式在同張圖版上以相同的時間、間隔重複曝光. 馬黑將這一系列紀錄點與線在時間中位移的相片為幾何攝影 (Photographie géométrique).
身體的規訓、力的經濟學

為什麼馬黑對於「時間攝影」、「紀錄運動」如此感興趣?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回到生理學上談。17世紀時,笛卡爾(Decartes)曾經把「人類、動物」和「人造的機器」連結起來,認為生物可以比擬成由「大自然」製造出來的機器。在19世紀,因為熱力學(thermodynamics)的發展,對包括馬黑在內的許多生理學家而言,機器不再只是人體的類比或比喻。他們開始認為,人體和機器相同,服膺於相同的力學規則。它們皆產出力、消耗力,也在體內維持力的經濟學。馬黑在1860年代開始研究不同身體活動所產生的力度和所需時間,並開始分析不同的運動模式,因為他發現,人體在活動時,往往會支出、消耗太多不必要的力。馬黑嚴謹地紀錄、描述、分析不同運動的過程,並藉此想找出人體要以何種姿勢、在哪種密集度下、工作多久、休息多久後繼續工作,才能達致毫不浪費氣力且最有效益的運動方式。馬黑在注意到邁布里奇的相片之後,隨即投入「時間攝影」的研究,因為他發現,攝影不但是一種事物透過光將自身記寫到紙上的「自動書寫」,透過「時間攝影」,更可以把因為速度太快、太慢或是太細微、不能讓人清楚意識、感知到的動作記寫下來。另外,這些記寫在圖片上的運動也能直接成為他在分析運動時便於被數據化的「原始資料」。

不過,「時間攝影」在馬黑的「生理學研究」中並沒有表面看起來這麼客觀中立。例如,雖然馬黑將「時間攝影」視為是對象物本身的「自動書寫」,不過他忘記了這個「記寫」其實必須仰賴太多事前的人工校準:包括拍攝的環境、照明、被拍攝者的服裝到「時間攝影」本身所經歷的測試、特殊設定云云,這些隱藏在相片背後,卻不可或缺的過程與操作都讓「時間攝影」只能是一種「被建構出來」的自動書寫。

今天,我們雖然習慣把馬黑的「時間攝影」看作是攝影技術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不過,當「時間攝影」嵌合在19世紀剛剛誕生的現代生理學中,成為運動的記寫工具時,這個影像技術也是某種用來監視、規訓身體的技術。「時間攝影」的預設是人本身和運動之間某種無法跨越的「斷裂」:一個人並無法正確地感知、意識自己的運動。對於馬黑而言,這個「斷裂」正好反映在人們第一次看到這些相片時所感到的陌生感中。在此種概念下,「時間攝影」不僅是一個拿來記寫運動、再現運動的輔助工具,它更回過頭來告訴被拍攝者,他自己是如何運動的,並在事後去校正人在運動時(自己甚至無法意識到)不必要的浪費。在這邊,「時間攝影」直接將人對於自己運動的意識取消,成為人認識自己、觀看自己、分析自己的媒介。而人的身體也在照相機的鏡頭下,成為外於自己、與自己的經驗、意識無關,必須嚴密監視、紀錄、分析、評價的對象物。(註3)

「時間」的記寫?

1884年起,當「瞬間攝影」和「時間攝影」已經開始流傳一段時間,曾與馬黑一起共事過的法國哲學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發表了一系列關於「時間意識」的文章。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不過他很明顯地是在回應他過去同事「記寫時間」的嘗試。在馬黑的相片中,柏格森看見的不是「時間的記寫」,而是「現代時間意識的危機」,因為當「時間攝影」將時間記寫、分割成無數齊頭式平等的、斷裂的片刻、畫面時,這毋寧是站在時間之外,以一種「空間」的方式來理解「時間」。對他而言,時間始終是不可分割,而且在我們的意識之中,某些片刻會隱沒在底層,有些片刻會特別突出。時間會相互堆疊、感染、交錯、糾纏、起伏,有所消長,並繼續綿延、漫射出去。正因為如此,他認為「時間攝影」將時間記寫下來的嘗試始終是徒勞的。

在某次訪問中,法國雕塑家羅丹(Rodin)被問到,當一個藝術家在作品中呈現出與相片完全不同的姿態時,藝術家是否扭曲了真相?羅丹這樣回答:「不,藝術家是對的,在這邊是攝影在欺瞞我們,因為時間在現實中是不會停止的。」。羅丹的理由很簡單:藝術家在同一個畫面裡凝結了許多他感受到的不同片刻與動作,他收攏、保存了時間,而攝影只是粗暴地廢止了時間。

在這邊,羅丹用一個無可辯駁的理由拒絕了當時馬黑「向攝影學習」的要求。雖然從今天的角度看來,羅丹的回應似乎只是,在一個時代要走到盡頭前,藝術家挺身而出捍衛藝術所留下的最後回應,然而,我們仍然可以問的是,究竟「時間攝影」是「記寫」還是「取消」了時間?又,究竟是哪種形式的記寫,才能讓我們更接近我們自己的身體、接近我們的身體在我們的意識與記憶裡留下的「時間的痕跡」?

圖: 馬黑在1882年上半發明的攝影步槍 (Le Fusil photographique).

1. 馬黑並不是歷史上第一位拿「攝影」來檢驗視覺藝術的科學家,像是奧地利科技大學的教授艾德(Josef Maria Eder)在1886年就曾出版《瞬間攝影在藝術與科技中的運用》(Die Moment-Photographie in ihrer Anwendung auf Kunst und Wissenschaft)。雖然艾德在書裡也認為,許多「瞬間攝影」捕捉下來的姿態有些「不自然」,不過,他同時也強調,相片之所以看起來「不自然」,並不是因為它們「不真實」,而是因為我們對於運動的真相「不熟悉」的緣故。他甚至寫到,「當一張圖片顯得越不自然、不可能時,它實際上卻越逼真」,並鼓吹我們應該要利用這些照片去修正我們長時間以來對於運動「完全錯誤的想像和呈現」。
2. 馬黑在1882年上半發明的「攝影步槍」(Le Fusil photographique)在今天的攝影論述中時常被當成是某種「攝/射影」、「射擊被攝物」的隱喻。但我們必須知道,雖然「攝影步槍」可以更精確地控制曝光的間隔時間(根據他的預估約1/12秒),大幅縮短了曝光所需的時間(約1/720秒),也較輕便、容易攜帶,不過用「攝影步槍」拍攝出來的相片不僅太小,也太過於粗糙、模糊。因為是手持攝影機,也不便測量相機與拍攝對象的距離。在馬黑測試了「攝影步槍」之後,隨即放棄了用「手槍」來拍攝運動中的物體。
3. 事實上,馬黑本身曾經多次向法國政府宣傳他的運動研究能「提升軍隊、勞工與運動員的肌力使用」。1882年,巴黎市議會出於「戰略性」的考量終於開始資助馬黑在巴黎近郊設立「生理學運動場」並投入「時間攝影」的發明。

看見與觸摸:從西方「脈搏曲線」與中國的「脈搏圖」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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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立鈞)
Abstract: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the pulse curve in Western medicine with the images of pulse in Chinese tradition medecine,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 "writing/notation" of the pulse recorded by machines is not as objective as it appears to be. He argues that the "Western way of visualization" is related to the anxiety about the "inaccuracy of language" and the "attempt to capture time linearly" in the Western culture, and in addition, the pulse curve reflects that the Western medicine's approach of "visualizing" their comprehension of the "tactile pulse". (透過比較西方醫學中的「脈搏曲線」與傳統中醫的「脈搏圖」,作者指出用機械記寫下來的「脈搏記寫」並不如其表面看來如此客觀。他認為,西方的「脈搏記寫」不 僅連結著西方醫學中對於「語言不夠精確」的焦慮與對於「線性記寫時間」的追求,更反映出西方以「視覺」的方式來理解「脈搏」的身體觀。)

1879年,一位在柏林唸生物學的美國人哈爾(Granville Stanley Hall)在家鄉的雜誌《國家》(The Nation)裡發表了一篇介紹歐洲發軔中科學革命的文章。他寫到:「圖表法(graphic method)正迅速成為國際通用的科學語言。它不僅能掌握住細微的變化,也可以同時適用於研究與教學。……在德國,它已經以特殊地邏輯方法徹底改變了某些科學,而且在至少一、兩個例子中更讓演講廳轉變成了劇場。其中的場景就是圖表……

雖然哈爾把「曲線圖表」描述成一種新的「國際語言」多少有點誇張的意味。然而,不可否認的是,19世紀下半的確是一個充滿曲線圖表的時代。在當時,大量的自動記寫機器被發明出來,用以將各種原本不可見的身體內在生理機能,譬如脈搏的跳動、肌肉的收縮、呼吸的過程或是神經刺激的傳遞速率云云記寫成可見的曲線。這些機器不但迅速地被廣泛使用到不同的科學領域中,更形塑了「世紀科學」── 生理學的現代化發展。

在今天,即使我們看不懂這些「圖表」,我們卻幾乎不會去懷疑,為什麼這些從我們身體裡記寫下來的脈搏、神經、心跳云云會是「曲線」的形狀。對於我們來說,它們不需要被解釋,因為它們早已成為日常裡習以為常、理所當然的身體圖像。然而,如果我們把西方19世紀的「脈搏曲線」和傳統中醫裡的「脈搏圖」並置在一起比較時(圖1、2),我們就不得不去問,為什麼同樣是「脈搏」的圖像,卻有著如此大的差異?是因為西方生理學和中醫各自擁有不同的製圖技術或是使用圖像的習慣?或是更根本的,是因為它們看到、理解、想像的「脈搏」有所不同?

圖1(left)Étienne Jules Marey, 不同的脈搏曲線, 1859;圖2(right): 明嘉靖間 (1522-1566)圖註王叔和脈訣》中的七表八裏之圖


馬黑(Étienne-Jules Marey)的「脈搏記寫器」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先從馬黑(Étienne-Jules Marey)發明的「脈搏器」(sphygmograph)開始談起。在1860年代,馬黑接續著德國生理學家費爾歐特(Karl Vierordt)發展出來的模型,成功提高了「脈搏器」的敏感度。這個在發表後隨即被視為「醫學裡重大突破」的「脈搏記寫器」的原理,是將一個彈性的墊片放置在手腕的動脈處,讓墊片隨著脈搏的跳動上下移動,而所謂的「脈搏圖」就是利用齒輪裝置將墊片上下移動的幅度記寫在以固定速率水平移動的紙上所形成的「曲線」。

圖3: Étienne-Jules Marey於1891年新設計的脈搏記寫器 (sphygmograph)




對於馬黑而言,「脈搏曲線」的優點在於它可以將人類感官無法精確感知到的細微變化,也就是動脈脹大和縮小的過程持續不斷地記寫在紙上。此外,馬黑認為,透過脈搏器製造出來的「脈搏曲線」是一種「自動書寫」:一如「攝影」是事物透過光將自身書寫到相紙上的「光的記寫」,「脈搏曲線」也是脈博將自身的運動痕跡記寫到紙上的結果。馬黑認為,「脈搏曲線」不僅去除了人為的介入,更是脈搏自身對自己最忠實、精確且客觀的「再現」。對於許多19世紀的生理學家而言,「脈搏曲線」更重要的功能在於,它讓脈搏從一個必須經由「觸摸」才能感知的對象成為了一個「視覺之物」:生理學家或是醫生不再需要透任何語言的描述,而是透過直接在紙上測量、運算弧線、波長,就可以分析脈搏的特性。事實上,正因為「波長」這個超脫出任何描述,而直接可以被量化的特性,馬黑也把「曲線」視為一種超越任何語言藩籬的「世界語言」。

中西醫學中的「脈搏」

回到中西「脈搏圖」的差異上來說,我們必須知道的是,雖然西方和中國的醫學傳統都很早就注意到身體上可以觸摸到的脈搏現象,並且都把脈搏視為可以用來診斷身體狀態的重要工具,不過在一開始,他們就分別以極為不同的方式來理解「脈搏」這個生理現象。在西方,對於脈搏(sphygmos)的理解主要奠定在解剖學的知識上。古希臘的醫生赫洛菲洛斯(Herophilos)之所以被稱為西方「脈搏學之父」,是因為他藉由在解剖過程中獲得的經驗將屬於心臟的「脈搏」與屬於肌肉、神經的「震顫」、「痙攣」、「抽搐」區別開來,將身體四處可以觸摸到的動脈脈動獨立出來,成為一個與心臟相連的單一系統。此外,西方的解剖學傳統也讓醫師能夠將皮膚表面可以觸摸到的「搏動」理解成皮膚底下收縮、脹大的「動脈」所造成的生理現象。反觀中醫,我們會發現中醫裡雖然有零星的解剖記載,不過解剖始終不是建構脈學知識的關鍵。和西方的脈學不同的是,中醫認為人體中有複數的脈。而且在中醫裡,「脈」更像是人體中運行氣血、聯絡臟腑、溝通內外、貫穿上下的不同路徑,是經由長時間經驗的累積,由外而內聯繫出來的不同關係系譜。中醫脈搏的理論並不是建立在解剖人體過程中「能被看見」的、實體的動脈,而是由病症、病徵、診療身體部位所聯繫起來的網絡。

這樣不同理解「脈搏」的方式會怎樣反應在「脈搏圖」上?回到馬黑的「脈搏記寫器」,我們會發現,馬黑和其他19世紀的生理學家都認為,只要我們能將「動脈脹大和縮小的程度」紀錄下來,我們就能記寫下醫生用手指觸摸脈膊時所感覺到的「觸感」。這個「幾何式」的理解脈搏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來自於「解剖學」的影響。西方的醫生認為,我們在體表上觸摸到的「脈博」就是在解剖學過程中看到的持續脹大、縮小的動脈。事實上,早在古希臘時期,當時的醫生就已經用動脈的脹大和縮小來定義脈搏。古希臘著名的醫生蓋倫(Galen)更認為,醫生在觸診時必須學會察知脈搏的長度、深度和廣度三個方向的延展與收縮,並用血管這三個幾何方向的脹大、縮小程度來定義長、深、廣、短、窄、淺脈……不過,對於中醫來說,血管形狀的幾何分析當然不足以用來定義不同的脈象。譬如《脈經》提到:「弦脈,舉之無有,按之如弓弦狀。緊脈,數如切繩狀。沉脈,舉之不足,按之有餘。伏脈,極重指按之,著骨乃得。

在中醫裡,醫生不只必須主動地以不同力度來按壓、觸摸脈搏,在多數狀況下,他們更必須經過一段來往反覆的過程才能斷定不同的脈象。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說,西方從古希臘時代以來,就是以一種「視覺」的幾何分析方式來想像被「觸摸」的脈搏,而這個想像是與他們在解剖過程中「看見」的動脈緊密連結在一起的。相對的,中醫裡的「切脈」是無法用視覺、測量血管的幾何變化方式來取代的。

「精確」的語言

要理解中西醫「脈搏圖」的區別,我們還必須回到西方脈學理論家對於「追求語言精確」的傳統上來說。正如之前提到的,早在古希臘時代,西方的醫生就已經將脈搏視為一種診病的工具。然而,在西方歷史上始終有著「脈搏描述不夠精確」的批評。在18世紀末,更有許多醫生建議完全廢除對於脈搏性質的命名與描述,而完全採用計算脈搏次數的方式來重新建立一套永遠不會理解錯誤的脈搏理論,因為他們認為,脈搏理論中充斥著太多根本無法被驗證、憑空杜撰出來的推測、描述和隱喻。就歷史看來,馬黑之所以投入「脈搏記寫器」的發明,並大力鼓吹用「曲線圖表」來取代一切對於生理現象的描述,乃至於排除所有人類的語言,也是源自西方對於「語言」不信任的傳統。

不過在這邊,我們必須問的是,在這些看似客觀中立的「曲線」背後,有那些東西是無法被量化、被再現、乃至於被遺忘、丟失掉的?又,難道是否無法被精確、毫無損傷傳遞、複製的經驗,就等同於「不存在」?事實上,反觀中國脈學的傳統,雖然在歷史上,中國的醫生也會感嘆脈學太過艱澀難懂,不過,「語言不夠精確」似乎從來沒有成為要中醫放棄用「人類語言」來描述、傳遞脈學知識的原因,正好相反,它反倒成為了改寫、補充過往描述的重要動力。

「節奏」的記寫

馬黑在系統性地介紹他的發明時曾指出,脈搏的記寫其實就是一種「音樂記譜法」。他甚至把他的「圖表法」歸結到11世紀初發明四線譜系統的義大利修士達賴左(Guido d'Arezzo)上。事實上,回顧歷史,我們會發現,在西方,「脈博」一直緊密地和「音樂」連結在一起。譬如之前提到的「脈搏學之父」赫洛菲洛斯就利用音樂中的「節奏理論」來區分不同年紀所展現出的不同脈搏。在中世紀時,音樂理論成為醫學科系中必修的科目。許多音樂理論家、哲學家和醫生都認為,在觸摸「脈搏」時可以確切經驗到「音樂節奏」。從16世紀起,西方的醫生更開始利用「音樂記譜」來「記寫」脈搏(圖4、5、6)。對於他們和19世紀的馬黑來說,「音樂記譜」之所以可以拿來記寫「脈搏」,就是因為「音樂記譜」能夠將每一次動脈的收縮和舒張在時間的橫軸上清楚地記錄下時間的比例關係。

圖4: 波蘭醫生Josephus Struthius在1555年用音符來圖示四種年紀不同的脈搏
圖5: 德國耶穌會教士Athanasius Kircher在1650年不只用「音符」更替四個年紀的脈博加上了譜號與音高
圖6: 德國醫生Samuel Hafenreffer在1640年用四線譜的四線代表醫生觸摸脈搏時的四指, 並呈現出脈搏的一段樂曲

然而話說回來,我們得懷疑的是,是否一個能記寫「時間」的系統就是最完美的記寫系統。就「音樂記譜法」來看,我們會發現,中國古琴的記譜法缺少了「節奏」的參數,這套記譜系統在乎的更是不同「指法」所開展出來的不同音色。回到「脈搏圖」來說,我們則會看到,中國的「脈象圖」並非如同馬黑的「脈膊曲線」,把「血管在時間軸線上的變化」視為是呈現脈象的首要要素。在這邊的脈搏圖是將一整段往來反覆按壓、覺知的過程,統合、凝結出來的「感覺的圖像」。在中醫裡,脈搏雖然可以被「描繪」,不過,這些圖像更像是一種「補充」,一種接近「手感」的嘗試。它們並不意在取代「觸摸」,成為「脈博」的再現,而更像是一種用來輔助醫者在學習區分不同脈象時,輔助文字,用以想像指下脈博的工具。

由「圖表、圖像」集合成的現代身體

圖7: Fritz Kahn, Der Arzt der Zukunft, 1925

1925年6月7日,德國猶太裔婦產科醫生、科普作家坎恩(Fritz Kahn)在《柏林畫報》(Berliner Illustrierte Zeitung)上發表了一篇名為〈未來的醫生〉(Der Arzt der Zukunft)的文章。在這一份威瑪時代發行量高達兩百萬份的週報裡,坎恩大膽地預言,醫生未來將從「用嚴肅表情從替人開藥的家庭醫生」轉變成一位「生物工程師」(Bioingenieur),而他在文章裡也提供了一個未來醫生看診的想像場景(圖7):未來的醫生不再穿著醫師袍,而是穿著西裝,抽著菸,坐在一個類似控管中心的房間裡,在心電圖、呼吸曲線、X光片、血壓計、溫度計和播放心跳聲的收音機前,監控病人生理狀態的工程師。他不再臨床問診,甚至也不再和病人的身體有任何直接的接觸,因為病人的身體機能、狀態將自動被記寫、儲存下來並傳輸到他的面前。這個醫師需要做的只是切換按鈕,呼叫出不同病人的資料,然後用電話傳遞他的指示。

從今天的角度看來,坎恩90年前的預言當然(還)沒有成為普遍的現實。只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是,今天我們早已習慣於,在看診時,自己的身體被反覆測量、記寫、拍攝成各式數據、圖表、影像……這是一個身體影像化、碎片化、資料化與數據化的時代。只不過,在面對這些龐大的、複數的「自己」時,我們仍會不禁懷疑,究竟我們面前的身體是更清晰或是顯得更模糊了?而有哪些記寫身體、描繪感知的可能性在所謂現代化、客觀化的過程中從此丟失而不復得了?

譯寫間的音樂:訪問琵琶音樂家鍾玉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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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整理:謝杰廷)
音樂記譜對音樂家的意義是什麼?這是我們想要問台灣音樂家鍾玉鳳的問題。演奏國樂琵琶的她,卻有太特別的經歷。除了是演奏家,她也是作曲家,曾經和許多西方、伊斯蘭等文化的傳統音樂家合作,待過埃及、印尼、印度等。邀請鍾玉鳳訪談,是想請她從演奏家、作曲家的觀點談「記譜」這一個常被音樂家忽略的問題。音樂與記譜有怎樣的關係?經歷過許多文化與傳統音樂的她,究竟怎樣看西方的五線譜、數字譜、或是漢傳統音樂的工尺譜?這一些記譜法對她是否有不一樣的意義?和不同文化傳統的音樂家合作,除了實際演奏出的音樂是最直接的「語言」,是否「譜」是另一個「語言」,卻是一個或許需要被「翻譯」的語言?
圖:音樂家鐘玉鳳/作者提供

謝杰廷(以下簡稱H): 「記譜」對妳作為一個作曲家、演奏家的意義是什麼?

鐘玉鳳(以下簡稱Y): 記譜最初目的是為了再現,音樂消逝瞬間,作品永遠有被遺忘的焦慮,音樂家這方面的危機感一直揮之不去。將音樂視覺化是出自凍結時間的欲望,把發生的過程寫下來,不論是音樂進行或是操作方法,譜成為一種指示,一種積極抵抗消逝的手段,一種另類永恆存在的形式。這個為記憶所創造的圖像符號,對我最珍貴的意義在於,它顯示了人類對音樂思考的脈絡:節奏、速度、調式、調性、音高、 指法、音色、結構、歌詞……,什麼該記?如何記?記到什麼程度?它是一種選擇性的記錄,當中孰輕孰重、精細粗略反映的是每個文化對音樂的審美。在數位並行的今日,影音全面擭取音樂過程,某種程度取代了傳統樂譜的記錄功能,作品消逝的恐懼感褪去了,然而作為一種傳遞的媒材,記譜的「疏漏」有時更凸顯美學特點,它就像濾光鏡,反而是理解音樂文化的重要線索。

H:你提到了記譜就像是濾光鏡,我覺得很有趣。對我而言,一套記譜法映射出的就是一套對音樂的看法。許多文化與音樂傳統裡有不一樣的記譜法,就像是濾光鏡,映射出的就是許多不一樣的音樂。想請問妳怎樣看西方的五線譜、數字譜、或漢傳統音樂的工尺譜,這些記譜法對妳是否有不一樣的意義?

圖:數字譜
圖:南管工尺譜

Y:五線譜的設計是把音樂圖像化,這是為什麼它「讀」得出來,靈活的譜號網羅了寬廣的音域,疊上符頭、符桿、符尾的音高和節奏,添上力度、速度、表情術語等,完全將西方古典音樂抽象的流動轉換成精確的視覺定位,鉅細靡遺,沒什麼「可議」的空間,即使千軍萬馬依然整齊劃一,這也只有五線譜系統做得到。中國傳統的工尺譜則不純粹記錄音樂,以南管為例,除了撩拍(節奏)、工尺唱名(音符)、曲詩(歌詞),還加入琵琶右手指法,以演奏法來制定節奏, 它是依附在特定樂器的骨幹音記法,這種簡要,加花裝飾由唱奏者決定,形成了風格的前提,我喜歡說這是一種中庸的自由;古琴的減字譜也兼記指法和位置,凸顯的是音色特質,不註記節奏音高,因此這種譜甚至瀟灑到要怎麼把音連起來是你家的事!這也讓我想到近代發明的吉他六線譜, 不直接告訴你音樂,而是方法,間接圖解產生的過程,左手和弦位置的標示,讀者「照做就有」,是自學者無聲的老師,很受歡迎。數字譜從歐洲傳入,在中國大興,幾乎取代了原來的工尺譜,可見很對脾胃,我認為如此氣味相投的原因是與傳統首調系統相符,它除了以數字代表音符外,其他綜合了西方五線譜的記法:小節線、節奏、臨時記號、返使記號、表情術語等,除了譜號外幾乎照抄,應用到傳統樂器也可詳細標上演奏法,雖然沒有五線譜那種視覺上的流動感,對我們卻很容易辨識。

圖:古琴減字譜

H:妳在作曲或演奏時用的是哪些記譜法?記譜和作曲、演奏的關係是什麼?對我而言,我們對作曲的想像與記譜法——特別是西方的五線譜——是分不開的。就像妳提到的,西方的五線譜,是一種將音樂視覺化的設計,能鉅細靡遺地記下音樂,而記下音樂事實上就是「作曲」。精確的「視覺定位」讓音樂家不需要演奏家,就能直接在譜上「設計」音樂。在西方的音樂文化裡,隨著記譜越來越精準,演奏家也越來越被要求要能「精確」地演奏出音樂家的「設計」。在這個意義下,記譜限制了即興。然而,就像妳提到古琴的減字譜,卻是甚至瀟灑到要怎麼把音連起來是你家的事。妳怎麼看記譜和即興的關係?

Y:五線譜和數字譜對我來說還意味著系統間的衝突,我用五線譜彈鋼琴,是固定調記法;用數字譜彈琵琶,是首調的思路;雖然我受過短暫的固定調訓練,一旦需要思考的作曲或即興,就自然轉換到從心智到情感都依賴的首調,我常在兩個系統間拉扯:作曲時心裡想的是首調旋律,但是雙手可能是擺在降B大調或F大調的琴鍵上,計算著煩人的音程距離,還要忍受彈錯的惱怒;若和西方調性系統的音樂人合作,他們有些和弦轉換對我來說就完全是轉調的概念,傳統不是十二平均律,許多音對我來說不存在,必須在另一個調上才找得到那些音的邏輯;這時若必須即興,只好在心中不斷轉調,所以我是用調式的思考作調性的效果,可見當年我的固定調訓練很不牢固,以致無法有效進行雙系統切換,我看過許多人有能力同時掌握,可自由選擇用哪一種方式來思考。有趣的是,如果單純看譜演奏,衝突感不會那麼強烈,一碰到作曲和即興,就一直在調式與調性中掙扎。近代專業分工的角色裡,作曲是創造,演奏是詮釋,記譜是二者溝通最主要的媒介,對前者來說是表達的手段,後者則是還原的指引,他們共同努力呈現的是預設的音樂,你提到了即興,它介於創作和再現中間,在西方古典音樂裡,這意味著分散了作曲家在作品裡的主導權,打破演奏家對樂譜的依賴;即興是譜面上空白「讓出來」的時間,在爵士樂、印度音樂裡它是音樂的主體、是作品成敗的關鍵。以記譜為瞻的音樂代表一種對秩序的追求,以即興為首的音樂則是一種自由的渴望。

H:在妳和許多音樂文化與傳統音樂家的合作經歷裡,除了實際演奏出的音樂對音樂家而言或許就是最直接的溝通「語言」,是否「記譜」是溝通的「語言」?在合作時,音樂家們是否也用記譜溝通?妳們用的又是哪些記譜法?若妳們有不一樣的記譜法,無論既有的記譜法或是音樂家的筆記,是否記譜像是一個或許需要被「翻譯」的語言?若是很少用記譜,妳認為又是為什麼呢?

Y:看譜是需要學習的,如你所說它也是一種需要被翻譯的語言,學琴第一件事就是學視譜,因此如何製造出音樂相對是個神秘的過程,需要拜師指點,我前面提過吉他的六線譜一目瞭然,我覺得這個發明很厲害,它降低進入音樂的門檻,這個記譜法讓吉他大興於通俗音樂。

以我目前的經驗,除了我發現大部分的民謠音樂家不太用譜外,記譜仍是音樂家溝通的重要媒介,這跟理解的需求有關,例如我就需要從調式找到一個階梯可以接到調性系統,不規則的節奏需要拆解,破碎的樂句結構需要記憶,否則彼此無法對話。我發現不太用譜的音樂家有時會察覺到更多細節,例如音色、指法、彈性音等,他們對這些色彩反而敏銳。

跨界合作幾乎清一色用五線譜溝通,像英語一樣是世界性語言,木已成舟的新殖民主義,其實有點可惜,下次應該請音樂家附上自己的私家譜,演出時投影出來,五花八門一定很精彩。我記得上次我把芬蘭音樂家Pekko Käppi的民謠用工尺譜寫出來,他看了大樂,拿回去珍藏。即使是五線譜,大家打出來也不是那麼「標準」,通常重點是將調性、音符、節奏定位,其他幾乎省略,有時錯誤也不少。

圖: 鍾玉鳳將芬蘭民謠譯為工尺譜

H: 這讓我想到你最一開始提到的,記譜的「疏漏」有時更凸顯美學特點。記譜是限制,卻也是音樂家的一種自我分析,就像妳說的,記譜讓妳能找到從調式到調性的階梯,或是拆解節奏、記憶破碎的樂句結構等等。這一種「自我分析」是否也能帶出作曲上的更多可能性?

Y:我覺得限制與自我分析是記譜的兩面,許多不強調完全再現的音樂系統,它的精妙之處在於呈現時與樂譜音符間的曖昧、游離,即興通常是完成作品的最後一著,從這角度看,面面俱到的記譜是多此一舉,是把音樂掐死的做法;反之,在譜面書寫中建構宇宙,如你說的加入自我分析,在音樂裡實踐複雜精密的規律,也是簡要的記譜法所達不到的,因此記譜要周全到什麼程度,你發現有時不是技術問題,而是美學選擇,它是一個經過刪減的辨識過程,彰顯的、暗示的、直接的、隱藏的,音樂的確定與不確定,都能在記譜裡看到。


痕跡的記寫:從舞譜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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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謝杰廷)

圖1:姬爾美可 (De Keersmaeker) 的Violin Phase

在沙地上,一個舞者站在中央,隨著音樂舞蹈,音樂像是幾個音不斷重複,舞蹈也像幾個動作不斷重複。在重複裡,舞者一面旋轉,一下舞向沙地的外緣,一下又舞向沙地的中央,最後,她在沙地上留下了一個精準而完美的圖樣,就像是一朵綻開的花,對稱而和諧(圖1)。這是編舞家姬爾美可(De Keersmaeker)為賴克(Steve Reich)的音樂編的舞蹈《Violin Phase》(見影片)。對我而言,這一個圖樣不只是圖樣,而是一個能讓人探問記寫與舞蹈的起點,它關聯著編舞,關聯著標準的建立、規制與預先設定的和諧。

影片: De Keersmaeker 的Violin Phase


記寫總是留下痕跡,在沙地上綻開的花就像是舞蹈留下的痕跡,然而,是否真是這樣?說沙地上的圖樣是舞蹈留下的痕跡,好像在說它是在舞蹈「之後」的?痕跡,確實總是「之後的」,就像是有人走過,才留下了痕跡。然而,在姬爾美可的《Violin Phase》裡,痕跡或許更是在舞蹈「之前」的?這是因為,舞蹈最後留下的痕跡或許是觀眾不能預見的,這一個圖樣卻在舞者舞蹈前,就已經留在了她的記憶裡,她必須按著這一個「圖樣」舞蹈,才能留下像是花一樣的痕跡。在這個意義下,這一個「圖樣」事實上隱含了編舞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下,並不是舞蹈留下了痕跡,而是痕跡——或說「圖樣」——已預先設定了舞蹈。

太陽王的命令與波夐的舞譜

編舞,事實上就是一種預先的設定,而這一個設定在最一開始就是「記寫」。「編舞」是choreography的翻譯,其中,choreo-是舞蹈,-graphy是記寫,choreography因而是「舞蹈記寫」。當舞蹈被記寫在紙上,舞者就必須按著它舞蹈,記寫因而就是編舞,是一種預先的設計。choreography最早見於傅頁(Raoul Auger Feuillet)於1700出版的舞譜,《Chorégraphie, ou l'art de d'écrire la danse》,書名已清楚的指出這是關於「舞蹈記寫的藝術」。然而,為什麼要記寫舞蹈?是否舞蹈的記寫是為了要「記憶」?在現代的觀點下,舞蹈被認為是會消失的藝術,記寫因而像是為了要記憶,讓舞蹈不被忘記。然而,在一開始,舞蹈記寫的意義,或許比較不在「記憶會消失的藝術」,而是在「規制」。傅頁書裡記錄的舞蹈是以我們現在稱為傅頁—波夐(Feuillet-Beauchamp)的舞譜系統記下的。這一套舞譜系統是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命令他的宮廷編舞家波夐(Pierre Beauchamp)建立的。當時,仍沒有像是音樂記譜系統一樣完整的舞蹈記譜系統。國王在1661年成立了舞蹈學院之後,他想要「記錄」下法國的舞蹈。當國王想要記錄下舞蹈,記錄卻不只是記錄了,它更隱含了「規制」的意義。舞譜設立的事實上是一套標準,在國王的命令下建立的舞譜設立的當然是國王的標準。當舞蹈被記錄,舞蹈也就被這國王的標準規制。

記譜,從不是在舞蹈「之後」的。當波夐要建立一套舞蹈記譜的語言,他必須要拆解舞蹈,將舞蹈拆解成腳步與姿態,建立起一套「標準的舞蹈語言」,才能將被拆解出的「舞蹈語言」譯寫到紙上,成為「舞譜的語言」(圖2)。要將還沒能被記寫下的事物寫下,你總是必須要先分解它。我們或許能想想我們是怎樣寫下時間的?或許這不難了解,時間必須要先被分解成一年、一月、一日、一時、一分、一秒,時間才能被寫下。波夐對舞蹈的分解就是為法國舞蹈建立一套標準的「舞蹈語言」,也就是我們現在認識的芭蕾裡一個個標準的腳步與姿態。因而,並不是先有舞蹈,才有波夐的舞譜。波夐的舞譜並不在舞蹈「之後」,從一開始它就不是「外於」舞蹈的,而是一面建立標準,一面規制舞蹈。這一個標準與規制,事實上就是國王的標準與規制。波夐舞譜的語言就像是國王的語言,編舞家與舞者的語言,都必須被譯寫成國王的語言。舞譜影響了舞蹈,讓舞蹈開始有了「標準的姿態與腳步」並受到規制。

圖2:傅頁—波夐舞譜記錄舞蹈的腳步變換; 波夐Chorégraphie, ou l'art de d'écrire la danse

預先被寫下的和諧

在舞譜裡,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在紙上的「演練空間」,而不是一個在宮廷與劇院裡的「實際空間」。舞譜的語言,讓編舞家不需要「實際的舞者」就能在紙上「演練」舞蹈,更重要的是,它能預先寫下一個和諧的秩序,規制實際的舞蹈。當舞者在實際的空間裡舞蹈,舞蹈將能呈現出編舞家在紙上的演練空間裡預先寫下的和諧。當舞蹈呈現在國王面前,這一個和諧,也就呈現在國王面前。就在這裡,我們看見了一個「迴圈」:當國王看見舞蹈,他看見的秩序是他建立的秩序。他是這一個迴圈的起點,他——以命令編舞家建立的舞譜——設定了舞蹈將要呈現的和諧,而這一個和諧又向他呈現。在宮廷裡,當國王看見舞蹈按著編舞家預先設定的和諧呈現在他面前時,最重要的或許已不是舞蹈,而是他要能感覺到他就是這一個「和諧」的迴圈的起點。舞蹈不只是舞蹈,它更象徵著在國王規制下的王國,是按著國王的標準運轉的,都已在預先設定的和諧裡。

事實上,這一個按著標準運轉而呈現出的「和諧」,並不是一開始就是國王建立的,它是關於人們對天體運轉的想像。就像我們之前提到的,choreo- 這一個字是「舞蹈」,這一個字的意義卻不只是「人的舞蹈」,他更是指「天體的運轉」。對古希臘人而言,天體的運轉就是舞蹈。在祭儀裡,人的舞蹈事實上就象徵著天體的運轉,在還未有「國王設立的標準」之前,人的舞蹈並不是為了在國王面前呈現出國王的秩序,而是讓人在舞蹈裡感受到天體運轉裡的和諧。我們或許能想像在這樣的一個祭儀裡,還沒有人是現代意義下的觀者,他們都是「參與者」,他們都是「舞者」。就算到了路易十四的宮廷,我們仍必須記得國王也曾經是舞者,扮演日神的太陽王,混淆了台上台下的邊界(圖3)。然而,當國王不跳舞而成了觀者,當他在觀眾席裡看著舞蹈在他面前呈現出已預先被寫下的和諧,他已在舞蹈「之外」了。

圖3:路易十四辦日神登台

要能看見舞蹈的全部,我們只能在舞蹈「之外」,而這就是傅頁—波夐的舞譜隱含的一個重要意義:最在舞蹈之外的不是觀眾席裡的觀者,而是在舞譜前的觀者。在舞譜上,我們看到的不是舞者,而是圖樣,我們看見的不是實際的空間,而是在紙上的「演練空間」。我們像是從上向下看,我們看見了全部,這是在觀眾席裡的國王看不見的。在觀眾席裡,我們只能在「幕前」看見「現在」;在舞譜上,我們卻不只是在舞蹈「之外」、更是在舞蹈「之上」看見「全部」。在這個意義上,舞譜不只離開了實際的空間,更離開了實際的時間。

痕跡與馬黑的時間攝影

我們只能在波夐的舞譜上看見繞轉的線,這是舞蹈的路線,舞蹈的痕跡。在路易十四的宮廷裡,在劇院裡,我們不會看見舞蹈真的在地上留下痕跡。舞蹈是會消失的。當舞蹈在現代觀點下被看成是會消失的藝術,「痕跡」就變得重要。除了舞譜,我們更開始從舞蹈的痕跡看見秩序。而現代最重要的舞蹈痕跡,就是攝影或錄影。當法國生理學家馬黑(Étienne-Jules Marey)將一個在動態裡的人,以等長的時間間隔重複曝光在一張紙上,我們看見的是人在時間裡的動態被分解開,成為一個個的「現在」與在這一個個「現在」裡的「姿態」。馬黑稱他的攝影為「時間攝影」,因為他認為,他的攝影已「寫下」了時間。「攝影」,photography,事實上是光(photo-)的記寫(-graphy)。藉著光,我們「看見的現在」被記寫在紙上,一次曝光就是一個現在,在他的時間攝影裡,我們看見的因而是一個個「斷續」的現在。就像是我們之前提到的,「要將還沒能被記寫下的事物寫下,你總是必須要先分解它。」馬黑必須「分解」時間才能「記寫」時間。

然而,馬黑一面分解時間,卻一面也想要將他分解出的一個個「斷續的現在」重新連結成「連續的時間」。他曾攝影下一隻飛鳥,將它分解成在一個個斷續的姿態,並按著這一個個姿態造出一隻隻鳥,造出的鳥當然是靜的,然而,當他將一隻隻鳥按次放入西洋鏡(zoetrope)裡,西洋鏡一轉,我們就好像看到這一隻隻鳥竟又成了一隻在飛的鳥。(圖4、圖5、圖6)馬黑分解時間,又連結他分解的時間,這就像是另一個迴圈:從動態到靜態又到動態。當靜態的攝影一張張飛快的呈現在我們面前,我們又像是看見動態的「重現」,而這「動態」的重現事實上就是「電影/錄影」的關鍵,當「錄影」已成為現代編舞家最重要的「舞蹈記寫」,編舞家的「記譜」事實上就是「痕跡」。馬黑並不像波夐將舞蹈分寫成一個個標準的腳步與姿態,他是藉著已被分解的時間——等長的時間間隔——分解動態,讓動態藉著光留下痕跡。當一些現代編舞家以「錄影」建立一套「舞蹈記譜」,它的意義已與傅頁—波夐的舞譜很不一樣了,他們的分析是建立在舞蹈的「痕跡」上。

圖4:馬黑的飛鳥模型
圖5:馬黑的飛鳥模型
圖6:馬黑的西洋鏡

在「圖樣」與「痕跡」間

回到姬爾美可的《Violin Phase》,最後在沙地上綻開的花,是舞蹈留下的「痕跡」,卻又不只是「痕跡」。它是預先被寫下的和諧,它是舞蹈的秩序,規制著舞蹈。在這個意義下,《Violin Phase》好像擺盪在預先記寫的「圖樣」與舞蹈留下的「痕跡」間。就像我們已經提到的,「圖樣」與「痕跡」都是記寫,前者是波夐的舞譜,是關於預先設定的和諧與標準的規制,後者是馬黑的時間攝影,是關於時間的分解與連結。當然,在《Violin Phase》裡的「痕跡」並不像是馬黑時間攝影裡的「痕跡」。姬爾美可分解舞蹈,然而,她對舞蹈的分解並不像馬黑而更像是波夐。她將舞蹈分解成腳步與姿態,建立她自己的標準,一套她的舞蹈語言。她的舞蹈不是被已被分解的時間分解成一個個「現在」裡的姿態。然而,馬黑的記寫並不是就不見了,它仍隱現在基爾美可的舞蹈裡。舞蹈會是消失的,動態是會消失的,而我們要分解時間而記寫下它,這是馬黑的記寫。馬黑的記寫與分解,動與靜的「迴圈」,仍隱現在姬爾美可的《Violin Phase》裡:賴克的音樂。賴克音樂裡的一個個音不斷重複。然而,與其說它是「音」,更應該說它是「一個個被分解的時間標記」。它就像是節拍器的響聲,它的意義在標記等長的時間間距。它的重複,事實上就是一分一秒——這一個個被分解的時間——的重複。賴克的音樂,事實上呈現的就像是馬黑記寫下的動態,被分解出的「斷續的現在」又連結成了「連續的時間」。

姬爾美可曾經說過,賴克的音樂呼喚著舞蹈。然而,姬爾美可的舞蹈提醒了我們,馬黑的痕跡記寫並不就與傅頁的編舞(choréographie)記寫完全不同,事實上,他們都屬於西方的「現代」記寫,姬爾美可的舞蹈不只是擺盪在痕跡與圖樣間,她的舞蹈更讓我們看見,痕跡記寫下的音樂呼喚出的舞蹈事實上能回到西方現代的開始:一個被預先寫下的和諧。


ISSUE March, 2015: Writing Down the Body and Time (身體與時間的記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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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劃:謝杰廷/本期專題刊頭Banner為一當代舞團作品〈Loop Me〉)

導論:時間與身體的記寫


記寫是什麼?是畫下記號、留下痕跡?

記寫不只是記寫,它隱含了我們對事物的想像,也影響了我們對事物的想像,進而影響了被我們寫下的事物。這一個專題想要討論的是「時間」與「身體在時間裡的動態」怎樣被「記寫」。藉著幾篇論文與藝術家的訪談、對話,我們想要提出的觀點是:記寫不只是記寫,不同的記寫系統事實上已隱含我們對時間的想像、對動態的預設。探討不同的記寫系統與預設,我們將發現,許多清楚的記譜系統,事實上是經過一連串的實驗、試探、辯證的過程才逐漸建立的。透過將記寫看成是一種「文化技術」(Kulturtechnik),我們想問的是:他們看見什麼,又看不見什麼,關注什麼,又忽略什麼,什麼被顯現,什麼被隱藏。這一連串問題觸發的則是更多問題:記寫與感知的關係為何?與分析的關係為何?記寫與被記寫者的關係為何?

一個記寫下身體的動態、音樂或是舞蹈等等的記寫系統,事實上並不是發生在身體的動態、音樂或是舞蹈「之後」的,也就是,並不是先有了這些動態、音樂、舞蹈,才有記寫下它們的記寫系統。藉著技術,作品一方面被記寫、呈現、建構出來,然而另一方面,被建構出來的作品卻受到技術的限制。這事實上就是「記寫」必須被看成「文化技術」的意義:技術關係到了作品如何被建構、呈現出來。在這個專題裡,我們試著將觀察擴及攝影、音樂、舞蹈裡的「記寫」,並試著帶進西方與漢傳統文化的不同觀點。我們並不想讓「記寫」的意義變得清楚無疑,而是想去搖晃我們對記寫的既有認識,讓它變得更複雜,觸發更多探問。


本期目錄:

在影像裡尋找居所:專訪馬來西亞藝術家區秀詒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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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整理:鄭文琦;攝影:林育全)

圖:區秀詒攝於長夜漫漫路迢迢影像設計時, 2015

棉佳蘭計劃

鄭文琦(以下簡稱C):從你2013、2014年的「棉佳蘭計劃」(The Mengkerang Project)破題吧。最早認識你的作品就是2014年的《棉佳蘭一日無光(第一章)》。這次個展多了《鼠鹿、漢都亞、獠牙王、巫師、迷航的飛機與其他》及《百代照相館》。可以告訴我們為何命名「棉佳蘭計劃」?新作與第一章有沒有延續的關係? 因為光是從名稱看起來,似乎透露了很多訊息。

區秀詒(以下簡稱A):「棉佳蘭計劃」的起源是因為2013年馬來西亞的選舉期間,我有一些感觸,後來做了第一章,當時也沒有想得很清楚,會不會繼續一個計劃。因為其實想法隨著時間一直變化,等它完成後我想,要發展成一個有三部曲的計劃,彼此或許可以獨立,但也必須放在一起閱讀。進行到作品快完成了,過程中和一年前的三部曲想法已經有點不一樣。因為我採的策略並不是獨力發想,我的策略是素材必須透過田野調查、採集而來。採集的結果也會影響計劃發展,所以過程就有不同的變化。

為什麼命名為「棉佳蘭計劃」?其實我只是要一個異國情調的名字。棉佳蘭(Mengkerang)很直接給你一種南洋想像,例如印尼有一個地方叫棉蘭(Medan),馬來西亞有一個地方叫邊佳蘭(Pengarang)。原本它有三部曲的概念,到現在這幾件已不是三部曲了,而是分別指涉不同的面向,彼此沒有必然的序列關係。雖然在展場裡還是有一個動線,尤其是最新的兩件,不必按照順序安排觀看。


圖:區秀詒, 棉佳蘭一日無光(第一章), 2013-2014

C:那這兩件2015年才完成的新作,有對應到原本設計的某種「結局」嗎?例如第一章的三個故事主角後來怎麼了?

A:我並沒有預設一個結局,就好像第一章的故事(接力)也沒講完。事實上,我無意說完任何故事,雖然觀眾想知道接下來發生什麼事。所以在這三件作品裡,觀眾不是要去找一個最終的結局,它可能有不同的……我希望它可以包含不同的解讀方式以及開放性。


C:雖然如此你還是提到,第一章是因為2013年大選所催生的,然而,你沒有解釋選舉與你創作影像有什麼關係,例如,是因為選舉期間的宣傳或者大選結果,在馬來西亞前所未見呢?

A:當然那類的政治動員會讓你很熱情地想要投入。但在選舉後,你會看到非常多種族言論的操作,這種仇恨言論感覺是像把選舉結果導向一種特定種族必須為大選結果負責這樣的說法。那時我是非常憤怒,同時也很好奇,好像真的從小到大,我所接受的教育體系起,我們對於種族的辨認或框架,還是特定種族的認知,都是從生活、教育體系而來。這些體系又到底怎樣影響我們對於「種族」的概念,而這個概念到了今天,已經產生變化。當然無論是在馬來西亞的官方說法或旅遊宣傳裡,都標榜三大民族和樂融融——馬來人、華人、印度人。但是你會看到某些種族印象在選舉期間出現,例如有人把外勞當作一族,甚至點名孟加拉移工;指政府付錢給他們當幽靈選民。在選舉就有很多跟人種有關的不同面向會出現。像如果一個孟加拉人在選舉時,即使只是路過投票站附近,都會被誤會是「走路工」,但其實可能不是。我想因為這些狀況,才影響我創作《棉佳蘭一日無光(第一章)》。


C:你提到某些種族言論的操作容易激起人們的情緒,想用創作回應。然而,這類操作過程往往是雙向的動員。你是否可能指出在印象裡,哪些種族比較容易受到不公平對待,哪些又在獲利的位置上?重點是你是否預設某種民族的觀點?或者覺得自己應該認同某一方?

A:這東西對我來說有點複雜,特別是在選舉時,有很多跟種族相關的言論。因為我從小就在華文教育體系下長大,也知道所謂的「華社」喜歡使用某種訴求,把自己說得很悲情。當然這在某個程度上,也不能說不是事實。但我個人不太喜歡這種把自己放在悲情的角度上,對選民做出某種訴求的姿態,對我來說很矛盾。我也不確定自己可不可以站在一方講這件事。如果我要用直接批判的方式,那不如直接投入其他領域,不用透過創作。如果說要創作,要思考的面向可能更複雜。當然很多人會說在馬來西亞,如果你不是土著或馬來人,可能會有一些政策上的不平等。但是這種說法渲染久了,你會覺得非常疲憊,因為你會發現問題的癥結也不完全在此。或者問題也不是現在的政客造成的,它背後有更複雜的源頭。在這過程中,我才做第一章。但它一開始(也不是說沒有預設)就不是拍電影,因為電影有固定的結構和可以預知的結局。甚至是記錄片的操作上,多少已經選擇一種角度站立,它可能沒有很明顯,但已經有一個,不管是嚴謹的結論也好、某種預設立場也好。我的意思是,我沒有一定要找到「結果」,它對我來說有點像一個探尋的過程,過程就這樣。就是說我想把整個過程演練一次,而這個演練是透過一個遊戲,這個計劃是這樣的狀態。


C:是否請你簡介一下馬來西亞的教育體系,以及你的求學歷程?

A:馬來西亞的教育體制有點複雜,一開始就分成三種語言或稱源流的小學;當然這裡不談私立的國際學校,只談一般民眾的學校。第一種是所謂的國民小學,教學語言是馬來語,第二種是淡米爾語的國民型小學,最後一種才是華文的國民型小學。你可以選擇要唸淡米爾語或華語,它還是政府辦的學校,只是補助不比國民小學多。我就讀國民型小學,到中學開始區分,如果唸政府的學校就是所謂的國中或國民中學,教學語言是馬來語。(註1)馬國華社於是創建獨立中學體系,全馬來西亞共有60所獨中,特色是用中文授課,學費不會比國際學校高。感覺有一種用母語上課的意識形態,課本也是自己編撰,它有一個編撰課本的獨立委員會。雖然我唸獨中,但是我要參加政府考試,所以兩個都要唸。(註2)到了高中難得有選擇的權利,就決定唸文科。雖然獨中文科是跟商科在一起,還要讀一些商學之類的東西,反正我就應付兩次考試。其實我本來不是要來台,而是先唸半年私立學院(因為要把第一年通識學分修完再出國),準備去美國唸。


C:我原本是想知道你的求學歷程如何和實驗電影脈絡發生關聯,特別是你曾先後在臺北、舊金山唸書,再回吉隆坡工作之後才來北藝大。但這樣看起來,在馬來西亞光是應付考試就沒時間看電影了。

A:那時候只是喜歡看電影但選擇有限,一般都是港片和好萊塢,再加上嚴格的電檢制度,看得到主流產業中比較另類的影片已是萬幸。美國唸書對我來說是較大的衝擊;我從來不知道電影可以是這樣的狀態。在選學校時,某個學校電影系會直接告訴你著重在劇情片,或者紀錄片、實驗片。我知道舊金山藝術學院(San Francisco Art Institute)重視實驗電影,不過大學對實驗電影的印象只有瑪雅.黛倫(Maya Deren)。我在電影資料館看到,以為實驗電影大概就是那樣,精神分析式的個人影像。我去了才知道完全不是這一回事。其實所謂的實驗電影與特定的社會、年代背景都有淵源,但現在都把它們當成同一種類型學。

我在舊金山唸書也是首次獨自到很遠的地方。從吉隆坡飛來臺北才四小時多,不覺得求助無門。但在美國西岸,你會覺得很遙遠。它對我最大的影響,是在創作影像的形態開放性上。在學校裡我們有一個主要的指導老師,但你也可以選擇別人(我們叫「critique」課),有時一起指導,有時一對一。如果你單獨找老師,不一定要找電影方面。我那時候選一位創作音樂的老師Charles Boone,他跟我聊作品時完全用音樂的結構去談影像。這些東西讓你感受到某種混雜性、開放性的交會,對我影響很大。但現在有些人,不是全部啦,在亞洲談實驗電影,好像只談一個可被辨識的外在形式,而沒有理解它的脈絡背後的抵抗性,(影像)跟體制對抗的關係到底又在哪裡。回馬來西亞後,我有很長一段時間沒個人創作。在那個環境,有些事或狀態讓我覺得很無力,所以才需要再次離開。


C:從第一章到最新的兩部,有些部份跟真實事件比較有關。在第一章裡,你採訪到現實裡的文史工作者,然而「真實性」好像已被沖淡到無法辨認的地步。因此談論它們在影像裡的作用,就變得非常曖昧。

A:但就算在馬來西亞,也不見得有人認識這些片中的真實人物,因為他們也不有名。例如有位田野調查工作者,他發表的管道都是中文媒體,如果你是馬來或印度人,你可能對他很陌生。或者說即使在馬來西亞,影像在閱讀時都有很多不同視角。

圖: EX!T 6 居所與他方 (區秀詒個展) 於牯嶺街小劇場展場側拍, 郭昭蘭策展

C:在這三章裡,你所蒐集的田野素材和影像事件或敘事之間分別有不同的關聯。在第一章裡,我們看到你採訪真實人物,比較像你說的沒有一種預設結局。第二章裡情況稍微複雜點,它使用了黑白電影和百代新聞社的新聞影像,一方面好像不給一個答案,一方面在引用這些素材時又各帶來一些東西。像「漢都亞」和「獠牙王」等形象,是大眾文化的真實記憶。但到了第三章,又採訪當地的移工,彷彿暗示外來種族於一個國家形象的構成意義。蒐集了這麼多,卻又不指向一種結局,我們該如何理解現實與影像敘事之間,在這三章裡不同的對照關係

A:《百代照相館》比較像我對現實的某種呼應。其實做到後來,「棉佳蘭」到底是不是馬來西亞也是個問號;它到底在不在,或者會不會形成,我覺得都有很大的疑問。第二章的名字除了「鼠鹿、漢都亞、獠牙王」還有「巫師、迷航的飛機與其他」。它做了很久,因為有很多轉折。我原來想得很簡單,只想蒐集大家記憶中的民間傳說,再把訪談拼湊起來。但是我發現這方法很無趣,起初有點不太清楚自己要做什麼,所以我從蒐集的過程慢慢發展到現在。我發現當你去問大家記憶中的民間傳說到底有哪些,比例最高的是鬼故事,再來兩個就是鼠鹿漢都亞。這兩個都是我們小時候很熟悉的角色,因為課本上一定會讀到。你也搞不清楚漢都亞是不是真的存在,可是他的形象已經鮮明到你相信他是真的。當然鼠鹿現在有個真實的形體,但是從小你就被灌輸牠是很聰慧的動物,是一種有靈氣、會說話的生物的印象。可是它又有非常具象,可以看到或摸到的形象。
(待續)


註釋:1.有些學校會保留一堂華文或淡米爾文,原則上政府的學校都用馬來語授課。
2.假如你要繼續升學或被政府承認學歷,通常要參兩次考試。「假如你在獨中唸資優班,學校會規定你兩種都要唸,獨中體系是初三、高三各考一次。可是馬來西亞的制度是初三、高二各考一次。例如唸歷史,我要讀中文版本,也要讀馬來文版本……所以我初中時唸得一塌糊塗,因為兩套課本完全不同,而考試就是你的全部。」(區秀詒)

在影像裡尋找居所:專訪馬來西亞藝術家區秀詒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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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整理:鄭文琦;攝影:林育全)


圖: 區秀詒, 鼠鹿、漢都亞、獠牙王、巫師、迷航的飛機與其他 (2015)

缺席(者)的影像

(續前文)A:當然傳說不見得是歷史,但我開始好奇,它們提供一個歷史想像這件事是很有意思的。在這過程中,它為什麼會變成一個符號?我並沒有在作品裡把它們操作成一種符號,鼠鹿漢都亞都是家喻戶曉的,巫師其實是馬來人原有的傳統,現在還是有人相信,但它與宗教信仰相悖,所以就變成一個奇妙的位置。獠牙王可能比較少人知道,他是馬來半島較北方的傳說,有一個皇帝長出獠牙,有次獠牙被拔下來,扔到一個叫「華玲」的地方。這故事有趣之處在於,華玲讓人想到陳平的「馬來西亞共產黨談判」最後破局的華玲會談。像這些東西在所謂傳說的體系裡,很多是超乎我們理解。像獠牙王傳說裡的華玲如何在歷史上佔據一席之地。因此在這次作品裡,我試圖重啟一些複雜的對話,這還包括影像和聲音、影像和語言之間的辯證關係。


C:你提到許多線索。包括許芳慈文章提到的語言,像你自身的流動狀態,它跟創作的語言也許沒直接關係,但作品有許多移動的過程。還有一個很曖昧的地方,就是你對「聲音」的強調。你提到用聲音設計影像結構,就我的理解,淺顯的例子可能像請受訪者唱一首歌、切換訪談語調與配樂。但有些可能不易看出,例如影像、旁白的語言跟聲音之間的關係。在這裡「語言」包含表面使用的意義,還有它被唸出來的聲響層次。語言的意義、聲響到聲音結構,這三者間如何產生關聯?


圖: EX!T 6 居所與他方 (區秀詒個展) 於牯嶺街小劇場展場側拍, 郭昭蘭策展


我發現語言在這裡有一種效果,它原本要「說」什麼,又好像反而隱藏什麼,讓某些時刻看得不那麼清楚。無論如何,計劃所使用的三種語言,對應馬來西亞三種語系的現實組成,使作品充滿流動性,這些都毋庸置疑。對我來說,「語言」更要帶出「溝通」的問題。也就是說,你到底是站在怎樣的拍攝位置?你想跟「誰」溝通?

A:有些影像作品在設計對象時,可能希望更有普世性。假設這個作品是發生在亞洲,它要能跟西方人溝通。但「溝通」不在我最初的想像裡,一開始就沒想過這個問題,原點好像是我迫切地需要處理自己的狀態。所以我沒有把「對象」設定得非常清晰。但是因為當中牽涉到非常複雜的語言問題,亦即不同語言有不同層次,也有不同速度和節奏——若先不考慮語言承載的意義是什麼,把它當成一種聲音而不去考慮字面意義時——光是聆聽就會發現它們有不同的特質。關於這個狀態,我現在也很難說是怎樣形成,因為在我的成長背景裡,語言就是一種很混雜的狀態;你隨時要跟某人講英文或馬來文,看到華人面孔不一定講中文能通。這種混雜性,隨時充斥在生活裡。


C:除非觀眾背景跟你一致,否則作品在臺北或吉隆坡展出,觀眾對字面上的理解都有不同的途徑。大多數台灣觀眾對中文比較熟悉,雖然能透過字幕理解馬來文,但在潛意識裡根深柢固的語言印象,自然會對聽覺、視覺,或潛意識層面的不同感知層次有所影響,結合影像時,有些更近了,有些更遠了。或許在此語言給人一種「欲近還遠」的效果?

A:我覺得這是因為某方面,在生活當中,自己也有很多疑問。這東西如果反映在作品裡頭,你或許以為自己看清楚了,但其實並不是那一回事。就是說,它好像永遠都處在一種「拉扯」的狀態。這個拉扯有時候是很鬆的,有時候是很緊的。我不會認為事情會有一個最終的真相,或者說不相信「Truth」是存在的,我對真實性有非常大的懷疑。


圖:區秀詒, 百代照相館 (2015)

C:但你在《百代照相館》裡又刻意呈現某些線索,而且你的位置又跟前兩件不同,感覺好像更接近發聲的主角,雖然螢幕上看不見他們的形象。我覺得這個影像缺席和聲音之間有一種辯證,似乎受訪者的聲音是可靠的,至少比缺席的影像更可靠。你真的認為傳達真相是不可能的嗎?

A:在這階段,我感興趣的是「缺席」這件事。這個缺席有很多層面,當然一方面觀眾聽到聲音,而且可以聽清楚環境音,一個非常真實的聲音場景;可以想像這些人在一個嘈雜的工作環境裡。另一方面就是看不到人,他們的形體是缺席的,但又好像很真實。這個「缺席」不止是這方面,百代照相館本身也在歷史發展上「缺席」。最初是自己的執念,因為我很喜歡那個照相館。那裡叫做「茨廠街」(Petaling Street),我小時候常常去,從我家走路可以到,有書店、唱片行、快餐店,什麼都有。可是因為都市更新要蓋捷運,那地方快被拆了。其實那裡是吉隆坡的發源地,雖然它是華人最早聚集的地方。這也是我八月要在Lostgens辦個展的原因,我不想去一些看起來太中產階級的場所。正如剛剛說的缺席,包括這個照相館的缺席;你可以想像有一天它會消失,就會被人們忘記了。


C:預設溝通對象是我的習慣。我通常會先想如何溝通,讀者有沒有看過這作品。你的作品都在台灣先展出,但在台灣,懂得馬來文或馬來文化的人很少,更不用說馬來西亞國內的民族條件。我不是要去質疑,但我確實認為作者的位置在評論時要優先考慮。或許我本來想問的是某種「少數」的位置。聽你解釋後,我發現好像有一個更基進的位置,也就是「缺席」。缺席的人如何為自己說話?這是不可能的。於是它變得很有力量又難掌握。最後能達到怎樣的溝通狀態?缺席本身有很多層次,這裡談的「缺席」是政治性的表態嗎?你所選擇的場所又要避開中產階級,這又怎樣解釋?

A:我想表達的是如果現在仍待在馬來西亞,我不會做出這樣的東西。正因為我的「不在場」,才會做出這個作品。那個缺席本身就包含很多層次的不在……這些身份,不管說是我與生俱來的族裔,國族,或者我創作選擇的影像主角缺席,還有這些(影像藝術),如果你對馬來西亞的當代藝術有所了解,你會發現藝術圈主導的還是傳統媒材。連影像本身都很少出現——是有,但很少。如果你做影像,很難在藝廊展出。而在影像談論馬來西亞的就更少之又少了。當然還是有,不管是紀錄片或劇情片,但我覺得更不直接,操作手法好像都要帶觀眾進入某種情緒,要你「相信」什麼東西。(所以也不能放在馬來西亞的影像脈絡,但是要了解它,又必須對馬來西亞有一定的了解?)對。


C:原本我想從語言脈絡的「不透明」帶入溝通,你說要先離開馬來西亞,在「他方」才能思考「缺席」的問題。但是,當你帶作品回馬來西亞時會有更重要的問題:你不得不思考這樣的語言被如何解讀?我認為你最終還是希望被意識到「缺席」,不管是影像主角,或者自身作為一種身份的缺席。畢竟你不是要拍一個移工在台北的故事,而是關於吉隆坡的一群人。最終,你在影像裡的缺席還是要被加以檢視吧。

A:如果我們真要思考這回事,它有很多詭異的狀態。就是說,「在場」也可能是「缺席」,「缺席」也可能是「在場」。看你要怎樣解讀。所以那個「缺席」到底算不算「不在」?像那些孟加拉移工,他們就在我們身邊,但我們假裝沒看到,於是會有些奇怪的現象。例如有人反映,為什麼兜售食物的攤販現在都是外勞?這個說法好像暗示因為是外國人所以食物不純正。不過「純粹性」到底在哪裡?或者它本來就不是純粹的,然而許多人強調那種「authenticity」,它似乎形成一種保護的作用,就是你因為做不到某件事才要一直把它掛在嘴邊,我一直覺得有這樣的狀態。

圖: 區秀詒, 鼠鹿、漢都亞、獠牙王、巫師、迷航的飛機與其他 (2015)


C:從開始的虛構投射出烏托邦的影像空間,畫外之境到「移動」和「缺席」,都是極個人化的經驗。但它創造了格格不入的效果,讓人想要疏離又被它所吸引,甚至不清楚自己在哪裡,於是要如何置入自身經驗?也許正是是它有趣的地方。因為必須在「他方」才可以呈現缺席的樣貌。相對於你,我們也許透過這個計劃,發現其實沒有一個地方是真正的「他方」,等於「他方」也是「居所」(註3);有趣的是,這裡的影像也可以是一個「他方」。換言之,影像也變成一個暫時的「居所」了。


註釋:3. 《居所與他方:影像測量計劃》是由郭昭蘭策劃之展名,EX!T 6第六屆台灣國際實驗媒體藝術展(2015年4月5日~4月26日,臺北牯嶺街小劇場/2015年8月,吉隆坡Lostgens' Contemporary Art Space)。 


Amir Muhammad選譯—三部未實現的紀錄片 (Three Documentary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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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mir Muhammad;譯者:鄭文琦)
Editor's Note: Amir Muhammad is an independent filmmaker based in Kuala Lumpur, who is known for his films such as The Last Communist banned in Malaysia. Although these three documentary ideas which he talks about are apparently long way to be realized due to various reasons, in his wildest ideas, we somehow foresee how the lies, taboos, history, politics, and the fictions are entangled in the language, challenging the audience, especially i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films. At the meantime, in the process, he performs a unique (non)visual experience with references from Alan Berliner, Derek Jarman, 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 & Elia Sulaiman. (阿米爾穆罕默德為吉隆坡獨立導演,曾製作多部探討國家議題的紀錄片,更觸及馬共等禁忌議題。本文裡他提出三個影片拍攝計劃,但這些計劃因為不同原因沒有實現。雖然如此,在他異想天開的構思過程,我們似乎看見了謊言、禁忌、歷史、政治與虛構的敘事,如何透過語言交織在一起,打破觀眾對於電影的理解形式。他更隨手援引柏林納、賈曼、阿比查邦和巴勒斯坦當代導演的作品等複雜的文脈,創造了獨特的(非)影像經驗。)
當我拍攝紀錄片的時候,我從每部描述鬼屋的電影開場的最早描述裡,主角被——房屋仲介、或鄰居、或前任屋主——警告不可進入的那個房間獲得一個靈感。你立刻知道,顯然某些關係重大(解讀:血腥之意)的事情,到電影結束時就會在那個房間裡發生了。
圖:Amir Muhammad

同樣的,我也從人們不被鼓勵去知曉的馬來西亞歷史事件裡得到靈感,像是馬共在大戰結束那些年裡的反抗行動,或者更晚近對於我們傳統上像鐵板一塊的政治勢力的挑戰行動。在構想上,我傾向不要特別報導新聞相關人物,而是那些看似政治紀錄片裡通常不會著墨的當事人身上。因此,沒錯,我的興趣是禁忌(活在一個沒有禁忌的國家裡會多麼無聊啊!)和反霸權的領域!或者簡單地說:我的興趣就是那個恐怖的房間!

我也喜愛笑話。自從2008年之後我還沒有拍攝一部紀錄片,但是有些時間了,我一直思考底下三個計劃。

圖: P. Ramlee, Ibu Mertuaku (1962)

卡希爾.薩拉瑪是何許人?Siapa dia Kassim Selamat?

卡希爾.薩拉瑪是1962年某部曾經紅極一時的通俗劇電影《Ibu Mertuaku》的主角。真相是片名翻譯「我的丈母娘」——就算這點還不能讓你準備好面對那個象徵性自我閹割的高潮——想必帶給你滿腹鬱悶的印象(註1)。薩拉瑪是一個薩克斯風手,想要娶那冷豔的富家女莎巴莉雅。當莎巴莉雅向母親提起情人時,這個兇巴巴的婦人傲慢地詢問:「卡希爾.薩拉瑪是何許人?他是律師嗎?還是法官?」這個女孩回答:「他是一個音樂家。」她的母親便尖叫了起來:「音樂家?我的女兒絕對不會嫁給一個音樂家!」這句極其灑狗血的台詞不斷在這一幕剩下部分被引述著。事實上,本地的影迷談到這一部由那個年代最受歡迎的巨星比南利(P. Ramlee)自導自演的電影,比起大多數本地電影更為耳熟能詳。

我打算做的就是翻遍馬來西亞每一州的電話簿,尋找是否與卡希爾.薩拉瑪同名的人們。找到以後,我會打電話給他們,並且,假如他們也同意,記錄他們工作和談話的模樣。

這個在拜讀過亞倫.柏林納(Alan Berliner)找來其他12個也叫「亞倫.柏林納」的男人而拍攝《同名電影》(The Sweetest Sound)的影片本事之後如法炮製的創作構想,也是想看到底有多少個不一樣的卡希爾.薩拉瑪——雖然它不是一個菜市場名,但也不是一個多麼奇怪的名字,少說應該也有幾十個吧——而這些人裡說不定就真的有律師、有法官,也有音樂家;其他像是......我甚至懶得臆測,希望到時候的發現會讓我嚇一跳。

當我們遇見的每個活生生的「卡希爾.薩拉瑪」,片裡那句耳熟能詳的「卡希爾.薩拉瑪是何許人?」就可以再播出來一次。 除了他們的名字以外,他們可能擁有其他相同的特質嗎?根據不同的同名人物,這部紀錄片可以提出階級身份的洞視,城市與鄉村的不一致,和世代鴻溝吧。誰知道呢?我們必須先為「卡希爾.薩拉瑪是何許人」這個棘手的問題找到答案。

圖: Alan Berliner, The Sweetest Sound (2001)

普羅德洛克(Ethel Proudlock)的審判

在1911年,吉隆坡發生一起驚世駭俗的命案審判。有一個叫艾瑟.普羅德洛克(Ethel Proudlock)的女子因為在自家謀殺她的情人,威廉.史都華(William Steward),而遭到指控,當時她的丈夫不在家。在那之前,女人說史都華打算強暴他,但由於她的證詞有幾處前後不一致而未獲採用。她被判有罪而處以死刑。(當局的蘇丹赦免了她,但她必須離開馬來西亞而名譽掃地。)

這個判例讓我很著迷,因為當事人丈夫,威廉.普羅德洛克當時正是維多利亞學院男校的代理校長,而且我正是這裡的學生(當然是幾十年以後的事情)。至今這起謀殺仍然是本校歷史上最津津樂道的一個插曲,甚至被作家毛姆(W. Somerset Maugham)加油添醋寫成他的短篇小說「信」,甚至改編為影后貝蒂.戴維斯(Bette Davis)所飾演的電影《香箋淚》(The Letter)。

圖: Bette Davis in The Letter.

這事件之所以變成醜聞,完全是因為一位殖民階級女性香豔的私人感情被迫赤裸坦誠。法官不尋常地在審判期間關閉旁聽席——極有可能是為了阻止「原住民」竊聞那個比他們優越的社會秘辛。然而,艾瑟自身也是一個種族歧視的受害者:作為歐亞人而非純種白人,她永遠無法真正地獲得歸屬感。

我的提案是立足在當前的維多利亞學院,去拍攝一些多少有些超現實的事物;同時這個學校的命名由來,就是為了紀念殖民者的「榮耀」。一位演員將會飾演艾瑟的幽魂,你所聽見的每一句台詞,將會取字當時寫下的文字記錄:審判手稿、報紙報導,還有殖民當局所保存的通訊刊物。它們將彰顯許多關於「英屬馬來亞」(British Malaya)的殖民心態,但是,我們也會看見後殖民的現實,在此中英語不再是教育的媒介:日不落王國旗也被馬來西亞國旗所取代,諸如此類。

今天「說」這些台詞的人員,可能的話,會是今日學校的學生與老師。很可能它會以一系列的「推論失效」(non sequitur)作結。因為它只是一種「表演」,因此,它也不符合一部傳統紀錄片的資格。我完全不知道這部片會拍成什麼模樣,我想到德瑞克.賈曼(Derek Jarman)的舞台性(staginess)或者阿比查邦《正午顯影》(Mysterious Object at Noon)裡泰國村民的演繹(acting out)。這種過去/現在、殖民/後殖民的並置,或許會創造某些有力的時刻。

馬來西亞的猶太人

每當提到猶太人,某些我們(在這裡指馬來西亞的馬來人)的宗教政治領袖一成不變地用一種歇斯底里的偏執狂形象來餵養馬來西亞的馬來穆斯林族群。在清真寺的喚拜和在電視新聞上,關於「猶太人分化穆斯林的陰謀」的說法並不是什麼新鮮事——被指控的包含了從抽煙到娛樂產業的一切對象。諷刺的是(或許一點也不為過的),絕大多數的馬來穆斯林終其一生都從未具名地認識一個猶太人。

猶太人成為一個方便開脫的萬惡之源,用來轉移關注領導階層的道德與政治缺陷的悠悠之口。每當以色列慘忍地攻擊巴勒斯坦人,隨即變成另一回合煽動反猶太言論的訊號彈;這種做法不只限於一個政黨。其中一位反猶太最給力的公眾人物,就是前任首相馬哈迪.穆罕默德(Dr. Mahathir Mohamad),然而,那些反對黨派,特別是那些標榜自身的伊斯蘭正統性,往往也是如此。

反猶太的宣傳品像是《錫安長老會紀要》以及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國際猶太人》在某些主流書店陳列在明顯的位置上,與此同時,反對(純種)錫安主義的猶太思想家卻很少人聽說。

圖: Elia Sulaiman, Divine Intervention (2001).

這部紀錄片的提案是組織一群演員,在假日假扮成一票猶太長老。基本上從來沒有人這麼做過,他們會去最保守的馬來穆斯林地區,我們會鏡頭記錄人們的反應。每一名拉比都會配置一台攝錄影機(如同一名熱情的觀光客),用來拍攝他跟路人的互動 。坦白說,這計劃可能有點類似整人節目。但是它可預見的荒謬性,或許反而創造了某種崇高的時刻——就像巴勒斯坦導演伊利亞.蘇萊曼的電影《妙想天開》(Divine Intervention,2001)開場那個耶誕老公公被追趕的一幕。

我並不確定自己會拍上面說的任何一部。就像皮埃爾.保羅.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的名作《十日談》(The Decameron)結局,或許可換成這樣的說法:「假如你可以做做白日夢,為何要把它拍成紀錄片?」(Why shoot a documentary when you can just dream it?


註釋:
1. 《Ibu Mertuaku》是由馬來西亞傳奇導演比南利(P. Ramlee)1962的作品,描寫音樂家薩拉瑪和情人沙巴莉雅因為出身差距被岳母逼迫分手。劇中最驚心動魄的一幕是他在思念妻子哭瞎雙眼後,再度治癒眼睛(幫他醫治的是妻子的新任丈夫),但在發現真相後再度刺瞎自己的雙眼一幕。 

示意圖的生產與後設拆解I:許哲瑜作品中的「無姓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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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怡秀)
Abstract: Originally written for the exhibition "Are we working too much? 2013", curated by GONG Jow-jiun, the author LIN traces artist HSU Che-yu's work back to 2010, and elaborates how he created the "Nameless man" as his icon from the representation diagram of mass media. The aim is neither to criticize nor to imitate the media. However it strengthens the way of seeing with media assimilation... (本文原發表於:龔卓軍、林怡秀編,《我們是否工作過量I:工作手冊》。林怡秀,〈揭開化名,示意圖的生產與後設拆解2013〉,台北:誠品。頁146-161。作者追溯許哲瑜自2010年起的創作歷程,記錄了藝術家從新聞媒體的再製圖示創造「無姓之人」的藝術生產,既非批判也非模擬媒體,而是更加深了與媒體同質的觀看方式;也凸顯「回到真實現場」的不可能。)
圖: HSU, Che-yu, Breaking News of Spectacle 1, 2009

似是而非的現身
我總是虛構一對男女主角於創作中。對我來說,再現的概念不是回溯事件,而是事件的劇場化。訊息形式上的精確,卻又是訊息的無法辨識,這是一種介面的非理性狀態,功能性的背後,剩下的是介面的感性,一種景觀。
我第一次看到那名icon般的「無姓之人」,是在2010年許哲瑜的個展《尋覓那光暈痕跡》裡,當時我並不認識也不知道畫中反覆出現的人物名字(我想應該也不會有什麼人知道的)。一如許哲瑜向來對作品的設定所示,自2009年「大事件景觀」系列開始,畫中那兩位以黑線白描、動作圖解式的姿態進行新聞社會事件重演的男女主角,被繪出的目的便是成為永遠的路人甲、沒有姓名的無姓之人。他們現身於許哲瑜以簡潔線條繪製出的一幅幅(說明書般的)畫面中,這組像是被複製貼上的無姓之人,一再面無表情地現身,如罐頭工具似的安插在所有事件裡,為觀眾鉅細靡遺地進行事件始末的動作分解。

然而,此一仿照蘋果日報、動新聞製作方式的系列作品,對許哲瑜來說有它的真實來源。剛開始的時候,許哲瑜注意到的是2008年的一則新聞,這則新聞的標題是〈女遭男友囚禁〉。當時,蘋果日報彷若深怕讀者無法意會,除了聳動的文字之外,又為這則新聞搭配了一張「狂毆女友示意圖」,而經過查證後,許哲瑜駭然發現,該事件中受到男友軟禁、透過網路求救的女主角,恰巧是他的高中同學。經過一連串的瞭解,許哲瑜也發現自己對他同學的被害處境無能為力。在新聞媒體大量消費社會事件的時代中,許哲瑜跟一般讀者一樣,原本對於類似報導僅僅一笑置之的態度,在此卻因為事件角色的真實存在感,而產生了奇怪的扭折(原本應不具身份的人物忽然浮現出一張熟悉的臉面),許哲瑜表示當時的感覺「就像是偷窺了朋友隱私的那種尷尬,而且相當無力」,這種尷尬、無力,只能保持漠然的感覺,使得社會事件不再被當作一般新聞之下的消費,在這則新聞中,被害者的現身成了許哲瑜創作歷程中的重要事件。


輕薄表象的表象
無軀體的貨幣身體魅影:不是無生命的軀體或屍體,而是一種無個人生命或無個體特性的生命,然而此一生命並非沒有身份(那種鬼魂是一個「某人」,它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擬像,它擁有某種軀體,但是沒有特徵,沒有「真實」或「個人」意義上的特徵)。(註1)
新聞媒體提供(有時可說是多餘的)解說圖示的目的,不外乎是要使讀者更能理解所報導的事發過程,但是這種事後諸葛式的說明,媒體角色往往在資訊傳遞功能外恣意加油添醋,甚至將事件闡述得有如一齣帶狀連續劇般聳動狗血,這類媒體慣用的事後添筆與消費事件的手段,也突顯了他們「企圖回到現場」這項不可能任務的荒謬感,一切僅能透過虛擬示意圖以想像的方式再現。我們也許可以用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在《馬克思的幽靈》(Specters of Marx)中談論貨幣的方式,來間接類比媒體圖示的存在狀態,在新聞圖示中,這些僅僅為了成為「事件代名詞」的虛擬人物,似乎正如貨幣自身的物理性(紙張與金屬)般,在現實中不具有與自身象徵對價的意義,它們都具有一種軀體,但卻在製造之初便註定要喪失它們自身原本的個體特徵。

圖: HSU, Che-yu, Breaking News of Spectable 2, 2009

2008年的這則關於高中同學的報導,成為許哲瑜創作轉向的觸媒,在2009年〈大事件景觀1〉、〈大事件景觀2〉裡,他挑選了數則關於家暴的社會新聞,在刻意追求「訊息形式」的精確,但所有人又必須都是以無姓之人取代的狀態中,角色在不斷現身的過程裡,漸漸流變為一種純粹的介面,在許哲瑜對事件中人賦予均質化的處理下,這兩名無姓之人既(不)能代表任何身份,也無法為我們傳遞更多訊息(他們也完全不打算這麼做),事件的發生過程被壓扁為一片片不可辨識、不再清晰可讀、不知所云的徒然展示,像是他自己所說:「我一直把我的作品看作是與媒體相同之物,我的原意不是批判媒體,也不是要去模擬,而是去捕捉媒體觀看社會的感覺,我一直試著進入『與媒體同質』的觀看方式」,許哲瑜藉由無姓之人傳遞出的並非訊息與事件,而是媒體本身。


面具與魅影

在表層的解說與虛構想像動作的初次排練之後,許哲瑜進一步的將無姓之人放入案發現場,以第一人稱及日記體的口吻書寫罪犯的心理狀態,製作了〈大事件景觀—劇場版〉,此舉也為新聞事件的展示穿插了一個原本不該出現或總是被忽略的「當事人/犯罪者」身份。此類第一人稱的日記體或小說式的書寫,原本理應可以讓觀眾更加明確地進入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但擔任解說功能的圖示,在蒙太奇的構圖組織與無姓之人的亂入之下,又使理解再次成為一種徒勞之舉。

有趣的是,許哲瑜作品中難以突破的敘事盲點,正是化身為永恆路人甲的「無姓之人」。在過往媒體應用的圖解示意中,觀眾對事件的閱讀一直都如臉盲症(Prosopagnosia)患者般,在訊息轟炸下對報導內容可以琅琅上口,但對事件中人漠不關心、毫無記憶。許哲瑜在此賦予了原本應該專司「說明」的中性角色一張辨識度極高的臉孔特徵(平頭、山羊鬍、小眼睛),並且無論故事中出現了多少角色皆以「他」或「她」代稱,人物的數量和身分的化約反而導致我們閱讀上的困窘、使致事件更加快速墜入扁平化的程序,而畫面中人在執行動作的同時卻將目光看向觀眾位置的姿態,彷彿在向我們確認動作的正確與否,「介面」不再執行它們應有的訊息傳遞任務,而是直接現身幕前、展現生產的過程,我們無法記憶事件的內容,只能想起那張無姓之人的面孔。

一種幽靈的不對稱性干擾了所有的鏡像。它消解共時化,它令我們想起時間的錯位。我們將此稱之為面甲效果:我們看不見是誰在注視我們。(註2)
2011年,許哲瑜的創作方法轉入了具備時間軸與剪輯概念的動畫模式,如〈完美嫌疑犯〉便是依據報紙描述的情境,前往案發現場、還原角色位置而拍攝繪製的五頻道錄像。在展覽現場中,五則來源各不相同的新聞事件被一字排開、劇場化地被展示,影像以切片式的單一畫面(照片)為背景,搭配著同一臉面的角色人物跳針般的反覆動作,五則來源各異的新聞事件呈現出某種同質性,地點與事件內容不再重要,無姓之人的魅影變成一種無處不在的人稱代名詞(而空間照片在此被刻意地以抽搐、顫動處理,也暗示了原屬「空間」的立體感被直接壓平為一種平面景觀)

隔年,許哲瑜自一批1970年代的台視新聞檔案影像中,抽取出一則有關台中公園塑立銅像的新聞,並以此為基底製作動態作品〈1970年11月11日〉;自林東辰於民國68年4月15日出版的書籍《台灣舊事譚》中挑選出數條描述台灣日治時期事件的字句,在其文字所紀錄的空間現場拍攝、製作了八段影片組成的〈歎煙花與三味線〉。在許哲瑜以歷史資料做為基底的這兩組作品中,他自言「在那個我還沒出生的時代,有一種對我來說無法理解的氛圍。但卻在今天,感受到了這只存在於想像裡的幻影⋯…那個虛擬的幽靈召喚著我」。「幽靈」的特性是一種非生非死、非在場非缺席、非真非假之物,歷史事件在此以一種純然的「感覺」形式回返到現代的時刻,許哲瑜略帶詭譎的影像與配樂,加強了歷史新聞之於他的不確定感,而無姓之人也以破碎的肢體、大量複製的方式出現,說明了隱含於作品中的雙重鬼魅性(歷史的幽靈與無姓之人的反覆現身)

圖: HSU, Che-yu, Breaking News of Spectacle 5 (Feature film), 2010

無姓之人
許哲瑜借用我「袁志傑」的形象,做為他近幾年創作系列作品的主要視覺形象。經過我的同意,「袁志傑」在進入許哲瑜的作品之後,「袁志傑」這個形象失去「袁志傑」的名字,他成為一個無姓之人,在作品中用「袁志傑」的形象成為各種角色,演繹作品的內容。(註3)
雖然在許哲瑜作品中的「無姓之人」代表著一個無身份的形象、充斥在所有事件中的替身,但事實是,許哲瑜身邊的朋友都知道作品中的人物並非憑空虛構,這一男一女的形象,其實描繪自許哲瑜的摯友袁志傑與前女友(當然,後來大部份的人也都知道這件事),他們除了做為擺拍動作的模特兒、參與討論外,也經常協助展覽與作品的製作過程。在以往的作品中,許哲瑜向來處在一種較遠的距離,去處理與自己無直接相關的社會事件,但2012年當我來到他於關渡美術館《無姓之人》個展時,竟看到一樁預料之外的破梗:兩位無姓之人的現身。 走入位於地下一樓的《無姓之人》展間,首先看到的是一組以袁志傑兒時記憶為基礎的作品〈袁志傑的回憶〉,內容包含他講述爺爺的自殺、父母親離異的錄音、依真實故事繪製的連環圖像、許哲瑜前往袁志傑老家拍攝的影像。展場兩側的牆面上,則是左右各一地懸掛著袁志傑與前女友的巨幅肖像畫(自天花板到地板),袁志傑的畫像前放置了一尊一比一大小的袁志傑胸像,胸像前方以超指向性揚聲器,播放著袁志傑描述自己做為模特兒、被當成素材拍攝時種種尷尬狀態的錄音,而前女友的畫像旁則張貼了由許哲瑜親手書寫給她的一封信。我先是大略瀏覽現場展出了什麼物件,心裡忍不住想著:「許哲瑜這次破自己梗的目的是什麼?
待續


註釋:1. 'Apparition of the bodiless body of money: not the lifeless body or the cadaver, but a life without personal life or individual property Not without identity (the ghost is a "who", it is not of the simulacrum in general, it has a kind of body, but without property, without "real" or "personal" right of property).'Jacques Derrida. Specters of Marx: The State of Debt, the Work of Mourning,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P51.
2. 'A spectral asymmetry interrupts here all specularity. It de-synchronizes, it recalls us to anachrony. We will call this the visor effect: we do not see who looks at us.' Jacques Derrida. Specters of Marx: The State of Debt, the Work of Mourning,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P6.
3. 袁志傑。《英雄傳說》,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頁22。

示意圖的生產與後設拆解II:許哲瑜作品中的鏡像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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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怡秀)
Abstract: Originally written for the exhibition "Are we working too much? 2013", curated by GONG Jow-jiun, LIN keeps on her exploration on HSU Chu-yu's process of media appropriation. She also points out the self-exploitation effect he intended to create in his solo exhibition "The Nameless Men" , which is similar to his "appearance' in the project ""Medici and Agrippa" collaborated by YUAN Chi-chieh & HSU Che-yu... (本文原發表於:龔卓軍、林怡秀編,《我們是否工作過量II:工作手冊》。林怡秀,〈揭開化名,示意圖的生產與後設拆解2013〉,台北:誠品。頁146-161。作者。本文繼續深入探討許哲瑜的媒體挪用歷程,她還指出藝術家在「無姓之人」所示的自我剝削,後者也如他在與袁志傑合作的「美迪奇與阿古力巴」計劃裏的「登場」作用。)
圖: HSU, Che-yu, The Nameless Men, 2012

(續前文)
破梗?或計畫性的反叛
這或許是一種對我自身創作的破梗或反叛,但也是通過雙重否定的真實告白。對我自己而言,有著兩層的意義:過去我以他們的形象,透過消費他們來表現事件景觀,而在此次計畫中則試圖還他們一個公道;另一方面,我直接將他們製作成事件─景觀,這一次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消費他們。是現實,也是現實的徒勞無功。
從創作自述看來,《無姓之人》這檔展覽似乎是許哲瑜自2008年看到自己同學被軟禁的新聞以來,首度處理這種近身現實的「尷尬」。我們先回過頭來看德希達如何分析《哈姆雷特》(Hamlet)中那名不斷現身的幽靈角色,他談到在劇中現身的幽靈,在其面甲效果的保護下,由於我們看不見包覆於盔甲之下的「他」,所以也就無法完全確認地辨別他的身份(面甲之下可能是任何人),德希達寫到:

我們必須求助於他的聲音,那個說『我是你父親的靈魂』的人只能通過他的言語被把握。」句中提示了個體的主動發聲是成為言明自身的重要依據,是幽靈如何得到肉身化形象的方法(也是表明自主意識的手段)。而正當我以為「無姓之人」裡的袁志傑「也要這麼做了、他準備要現身了」的時候,卻發現袁志傑胸像前這段訴說著許哲瑜如何拍攝自己的形象、經由照片描繪作品的工作方法等等,這些藉由指向性揚聲器所造成的近身耳語,竟在最後一段錄音透露出:「就連我現在說的這些,都是許哲瑜寫好給我唸的。」再仔細觀看《袁志傑的回憶》系列圖像中出現的所有角色(爺爺、奶奶、情人、叔叔、伯伯、父親、母親、兄弟……)亦仍是以袁志傑及前女友的形象進行代稱、繪製,根本無法直接辨識出故事的結構與時間順序,甚至有許哲瑜依據袁志傑的描述在網路上搜尋而來,身著軍裝的「父親」想像照片,以及父親與爺爺的合照(但這兩組照片中的人皆被相框裁去了面容、僅顯露出肩頸之下的身體),關於「袁志傑」記憶中種種素材的重新組裝,卻使得原屬於袁志傑的回憶,被轉換成鬼打牆般的混亂場景。

而牆上那一紙署名給「前女友」的自白信,內容指出「我想這封信對我自己而言是有些矛盾的,因為雖說是寫給妳的信,但其實是不希望妳看到……所以這封信的書寫,可以說其實算是為了這次展覽的一個梗」,許哲瑜於信中更誠實地表明他在分手之後,繼續於作品中繪製前女友形象的尷尬感覺,這份尷尬「不是因為畫著妳的時候想起以前的記憶,而是相反的,想起妳的時候只是想起我自己的創作」。最後,連牆面上兩幅巨型肖像也並非直接參照袁志傑、前女友本人的形象而做,而是擷取他們過去為作品擺拍某個「新聞事件」片段的姿勢,許哲瑜畫的對象,其實是做為「素材」時的他們,從他們身上截取的影像被直接拿來當成肖像畫的對象物。原來,在「無姓之人」裡他們僅僅是獻聲/身卻沒有現身,許哲瑜表示:「(在展名中)把《無姓之人》槓掉,照理說應該會出現『袁志傑、前女友』,但是這裡的負負卻不得正,我還是把他們對象化,變成袁志傑與前女友。這是因為我在做作品時意識到了「形式化」這個問題,所以我刻意做了這樣的設定。」許哲瑜故意放大了「消費朋友形象」這種政治不正確的感覺,但是整個展覽卻是對於後設的再次否定,相對於過去作品中不斷使用兩位朋友形象的行為而言,「消費」他們的「現實」才是這個展覽中的真正題旨(消費了「分手」的記憶與當兵前夕的好友身體),許哲瑜自我嘲諷地說「新聞消費事件、我消費新聞、作品消費他們」。

圖: HSU, Che-yu, Project Medici & Agrippa, 2011-2014

美迪奇與阿古力巴

回到現實生活的許哲瑜與袁志傑,是彼此的高中同學、好朋友、創作夥伴、寵物犬小帥寶的共同主人。談及自己作品的模特兒,許哲瑜表示:「他們無疑是影響我創作的重要人物,大部分的作品幾乎都與他們討論,這個部份尤其是袁志傑,他自己也是創作者。在作品的外部,我們的相處關係直接影響我創作的節奏;在作品內部,他們不只成為虛擬角色,也影響著我創作概念。」除了提供影像做為作品的基礎,他們同時也是許哲瑜在創作、展覽中最主要的技術支援,從發想、動作拍攝、印刷、裝裱、交通到佈展,身邊的夥伴總是相互力挺。而早在「大事件景觀」系列開始之前,許哲瑜與袁志傑便已開始討論有關「替身」的概念。在最初的想像與設定中,他們從FaceBook的概念,試圖捏造出一名活動於網路的虛擬藝術家,在雲端形塑他所生產的作品、工作狀態,並以網路介面發佈,「期待這層輕薄的假象流傳於虛擬的網路世界,也口耳相傳地實現在真正的生活中。」但在數次的討論後,他們發現在網路空間建立假名及虛構身份,也不過只是遵循了這種介面原有的系統模式,他們虛擬出的藝術家最終也只是在相同的脈絡下成為廣大網友中的一份子。
是該讓袁志傑出現的時候了。還是該讓許哲瑜進入作品了。我扮演了「美迪奇」的角色,進入了作品之中,用「美迪奇」的身份和面容,而袁志傑卻從來也沒有出現過,用我的真實肉身發言。許哲瑜也彷彿未曾進入過一般。「阿古力巴」出現在作品裡,自始至終許哲瑜未曾出借他的形象,讓給作品使用。
畢竟英雄總是隱瞞身份的,即使我們都知道隱藏在面具底下的真實身份,但是英雄世界裡的人可都不知道,於是「美迪奇」和「阿古力巴」誕生了。
(註1)

2011年,以袁志傑為主的共同創作〈英雄傳說〉,某種程度上可說是回應了他與許哲瑜之間的合作關係。他們化身為一組隱名的英雄搭檔「美迪奇與阿古力巴」在作品中演出,許哲瑜也成為好友作品中的角色替身(阿古力巴),就像是英雄身邊都會出現的那個一起戴著面具的助理,在英雄執行任務時從旁協助的匿名人。兩者在對方的作品中都是「無姓之人」。而有趣的是,身為創作者的袁志傑在自己的作品中依然隱身、以美迪奇的身份發言(即便展覽也是使用「美迪奇」之名),對此,袁志傑語帶輕鬆但相當認真的說:「因為英雄是不能有名字的,露出真名就違背了英雄的狀態。」身為藝術家的「袁志傑」是在思考關於藝術創作的問題,而「美迪奇」的目的則是為了完成某些任務、成為英雄。


藝術家與英雄身份的切換
我和阿古力巴在各種事件裡出場。我們在各種事件中演出英雄的劇碼,企圖參與每件事的進行,並且在不破壞事件的狀態之下,完成任務,完成「袁志傑」和「許哲瑜」交付的任務。
袁志傑與許哲瑜將作品製作與討論過程剪輯成影片〈美迪奇與阿古力巴—英雄上線〉於網路上流傳,他們戴上美術相關人士最為熟悉的石膏像(美迪奇與阿古力巴)翻模面具,在城市中執行他們認定可行的英雄任務:任務一、2011年3月2日,護送老奶奶過馬路(為了避免石膏面具嚇到一般的老奶奶,所以請許哲瑜的外婆協助拍攝);任務二、2011年3月12日清晨,尋找流浪的智者(兩人帶著高俊宏提供的社會紀錄箱、箱內裝滿啤酒,尋找願意小酌暢談的流浪漢);任務三、守護深夜的便利商店(半夜前往台南地區的便利商店門口站崗,拍攝過程曾遇警察詢問、路人投以疑惑的眼光)。而〈英雄上線〉裡阿古力巴道出一句:「如果可以當英雄,那我們就不要做作品了(當藝術家)。」,讓這對樸拙的英雄組合,有別於電影《特攻聯盟》(Kick-Ass)裡一心只想成為英雄、穿著潛水緊身衣打擊犯罪的妄想少年。到底是「以藝術之名行英雄之實」或是「以英雄之名行藝術之實」的潛提問,也在影片中美迪奇與阿古力巴一來一往的討論裡浮現。
如果袁志傑和許哲瑜真正地成為「美迪奇」和「阿古力巴」,真正地成為英雄,這件作品就宣告失敗了,我們可以快要接近成為英雄的目的地,但是不能真正地抵達目的地⋯…藝術不是真實的再現,藝術是反映藝術的真實,當藝術成為「真實」了,當我們真正地成為了英雄,藝術性也不復存在了。或許該這麼說:在不能成為英雄的前提之下,我們試著成為英雄。(我們穿上英雄的裝扮,我們意識到的是我們已經化身成英雄了,還是骨子裡的創作者身份被更敏感而且完整地被感知。)(註2)
這場以創作為前提的匿名遊戲不斷地製造出「英雄們在這裡生活的痕跡」,另一方面,也因為這個想法源起於虛擬的網路空間,他們也索性不分真偽,將網路、書籍上搜尋得來的資訊與線索完全敞開,無條件地轉化成關於美迪奇與阿古力巴的英雄事蹟。袁志傑挑選出如龐貝城、美國牛事件、地獄怪獸、登陸月球、巨人遺骸、核電廠爭議等跨越各種時空的事件情節,節錄聖經、文學小說、報章雜誌與自己書寫的字句,加上精細的手繪圖像重新組裝、印製成一幅幅狀似寓言或遠古記載的英雄傳說。若說媒體新聞使用示意圖的目的是在加強事件的過程性,那麼,他們在「英雄傳說」中取用的各種訊息,則是為了形塑出(當時並不在場的)英雄偶像的真實感,而原屬敘事條件的各種事件,則在被說出的過程中被拆解、耗損。再一次地,訊息不再執行它們原屬的傳遞任務,我們不再關注於事件的內容,只能憶起美迪奇與阿古力巴的面具、另一個象徵的形象。

圖: HSU, Che-yu, November 11th, 1970, 2012

組裝說明與相關須知

若將許哲瑜系列創作的擲回2009年的起點,可以觀察到他從最初〈大事件景觀〉裡那種高度中性冷調,對媒體進行遠距離批評的手勢,一路發展到〈1970年11月11日〉中,對當時台灣歷史氛圍、相關事件的個人想像,接著是《無姓之人》個展裡的自我嘲諷、揭示「消費朋友形象」的創作轉變。2013年,許哲瑜開始製作一本幾乎像是IKEA組裝說明的工作手冊《許哲瑜x袁志傑完全攻略本》,許哲瑜由身邊朋友如何共同參與創作的時間大事記、人力支援關係圖,勾勒出圍繞在一名藝術家周圍的工作流動狀態。他以極度詳盡的說明圖文,展示自己與夥伴之間所有的工作程序、每一件作品的生產細節,包含創作中所有出場者的姓名,與被創作所圖示化的兩端現實(一端為作品中被拿來做為材料的新聞、現實中的嫌疑犯與被害人,另一端則是自身創作的現實,即許哲瑜與袁志傑的相處關係)。

2013年七月《許哲瑜x袁志傑完全攻略本》於台南齁空間露出,許哲瑜也在該展中透露自己在此展覽結束後,將至台北誠品畫廊展覽的痕跡:許哲瑜把誠品畫廊建議他與模特兒簽署的「肖像授權同意書」,做為齁空間個展創作中的一部份,將此直接裱框、展出。面對許哲瑜與朋友之間這種義氣相挺式工作方法,法律契約的簽署在此其實更像是一種不具約束性的刻意演出。也因為如此,許哲瑜除了展示出「肖像授權同意書」,更刻意地將自己與模特兒協議、討論的過程(如何將此契約成為「作品」)書寫在牆面上。在作品一步步趨近於自身周圍事件的創作過程裡,這名藝術家的思考方向顯然已逐漸從對大眾媒體的評註,轉換到對「藝術創作」及「生產關係」的討論之中了。


註釋:1. 袁志傑。《英雄傳說》,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頁21。
2. 同上,頁44。

歐陸當代表演藝術跨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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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宜樺;原載於《藝外》雜誌No.66)
Editor's Note:「當代表演藝術」與「行為藝術」之間的界線在哪?舞蹈家又為何不再跳舞?為何西方吹起行為表演的風潮,特別是在21世紀的現代美術館「展出」阿布拉莫維奇的經典之後,行為藝術突然又回到當代藝術浪頭?作者曾與編舞家La Ribot共事。在本文中,她直接以四位當紅的當代藝術家/表演藝術家為例,說明歐陸的當代表演藝術發展,同時也指出「表演性」如何脫離言說的範疇,透過不同物件、行為、舞台與媒介或現場展演的形式發揮其轉化的動能。
圖: La Ribot, Juan Domínguez & Juan Loriente, El Triunfo de La Libertad, 2014. Bonlieu, Annecy France. Courtesy of La Ribot. Photo © Gregory Batardon.

近來西方興起一波波行為表演的熱潮,國際獨立策展人協會ICI甚至在紐約辦起策展人工作坊,導致藝術界在非常快的速度下,「策展」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行為藝術展演活動。然而,今天美術館裡的行為藝術表演讓許多西方資深藝文人士心中疑問著:廣義的行為藝術發展一世紀之後,站在21世紀的浪頭上,為什麼今天的藝術家還在/還要做行為藝術?什麼是今天藝術家重新再發現行為藝術的原因呢?紀念的?懷古的?失憶的?批判的?我們如何才能看出這股表演熱潮的時代意義端倪?

在紐約,有人說是因為2010年阿布拉莫維奇(Marina Abramovic)在紐約現代美術館(MOMA)的〈藝術家出席〉(The Artist is Present),吸引了上萬的民眾參觀,得到媒體與大眾關注的原因。如果這真的是這股表演風潮的起火點,我們恐怕正在體驗著1950至80年代身體藝術靈光回返,依照一種流行文化的生產邏輯,進行藝術形式潮流的復古。換句話說,今天的行為藝術如果只是因為「藝術家出席」所吹起的一陣風潮,今天當代藝術恐怕正在自我縮限,玩弄著一種外在形式風格的操持與消費,而不再是一種文化理想的藝術實踐;當然,這個現象就不可能是藝術界對前衛主義的復興企圖,而是當代藝術投機化、庸俗化的徵兆,策展人與藝術家利用形式的話題性來重製潮流、回鍋炒已經在冷凍庫裡的歷史,以獲取藝術市場上的利益。

或者,我們可以樂觀一點,像活躍於紐約藝壇的著名行為藝術史學者、也是「Performa藝術節」的主持人歌登伯格(Rose Lee Goldberg)一樣,抱持較為開放的態度,她認為也許今天的年輕藝術家可以藉表演藝術的活力超越過去,在美術館裡再弄出些新的、令人驚喜的行為藝術創作。可是她很快就失望了,她發現新世代的視覺藝術家再發現了行為藝術形式之後,強力論述著種種「去物件」美學框架的說法,卻面臨著既不懂得處理排演、不懂身段體態,也不懂燈光等等舞台基礎技術上的問題(出自她在Artinfo上的訪談。由此來看,雖然當地的視覺藝術界企圖重拾表演形式的使用價值,但結果似乎差強人意。

在大西洋對岸的情況與美國大相逕庭,我們不能說歐洲也興起了「行為藝術」的風潮,因為歐洲當代表演藝術發展脈絡是長期跨界交流的,而不是由單一的當代視覺藝術社群所主導。許多老牌的藝術機構像是泰特美術館與龐畢度藝術中心,或者年度性的區域藝術節;又如倫敦的「臨場藝術發展社」(Live Art Development Agency)、或者巴黎的「玻璃動物園」(Menagerie de verre)這些民間自主的表演空間,它們長年經營製作與發表的空間,明顯與一般戲劇、舞蹈區隔,持續地支持藝術家發展新的主題形式,而非炒短線式的煙火燦爛。

圖: La Ribot, Panoramix, 2003. Courtesy of La Ribot, photo © Hugo Glendinnig.
圖:  La Ribot, Panoramix, 2003. Courtesy of La Ribot, photo © Hugo Glendinning.

也許是因為這種幻起幻滅的須臾形式不適合長期收藏、展示,在藝術商業市場不討喜,視覺藝術界的藝術家很少願意長期經營這種以時間為基礎的藝術形式,所以歐洲的表演創作者多出身於表演藝術界。今天在歐洲美術館裡發展出的表演潮流,我們常常發現的當代表演藝術一姐、一哥拉西波(La Ribot)、貝爾(Jérôme Bel)、夏瑪茲(Boris Charmatz)、賽格爾(Tino Sehgal)的身影,他們並非潮流形式的追隨者,而是歷經幾十年來的耕耘醞釀後,才在當代藝術這個小舞台上被我們看見。那麼,「行為藝術」(Performance Art)與「當代表演藝術」(Contemporary Performance)所指稱的還是同樣的藝術實踐範疇嗎?當代表演藝術與行為藝術之間的區分是否真有此必要?還是庸人自擾、多此一舉?

事實上,若進一步考究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對「表演」這個概念的使用,或許能找出一點蛛絲螞跡。表演在成為一種藝術表達形式之前,首先它是一種人與生俱來的行為本能,在奧斯丁(John L. Austin)的語言學研究裡,「言說的樣子就是一種演出的行為」,因為人為了要讓言說表達更有效率、更有說服力,在說出來語言當下會進行語調聲色的掌握控制,因此「表演」在語言學上的意義就是一種外在性的經營、具有轉化特性的表現力。對社會學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來說,人的日常社會行為更是一種表演,而舞台上的那些演出的身體其實是一種重複塑造、一種自他性(Otherness)的生產情境。這樣說來,無論藝術家如何複合物件、行為、舞蹈、戲劇或電影;無論是以現場展演的方式(臨場藝術,Live Art)還是透過中介媒體的介面操作,表演永遠是一種人類學中心取向的前置性經驗表達形式,難以用傳統藝術學科來界定的創作類型。

另外值得一提,這種難以界定的特質其實正是表演的魅力,因為世界上有很多事物一旦被命了名、被過度地進行知識性的歸納與框架,它就失去它原本完整樣態的詩性力量。語言命名的行為如同法則與對立的制定,決斷地切割事物之間連結網絡的曖昧模糊,衍生知識專科化的同時,也暴力地帶來片面化的矇蔽現象。雖然方便於辨識與模仿,但在學科中心主義的形式分析、歸納的表象過程中,可能難以避免地粗暴簡化了藝術家個人創作的發展脈絡,容易對第二時空的觀者或讀者造成誤導。

圖: La Ribot, Más distinguidas, 1997; pièce distingué N°14 propiétaire disntingué Lois Keidan London. Courtesy of La Ribot, photo © Jaime Gorospe.

讓我們談談幾位目前活躍於國際當代表演藝術圈的藝術家。如果在每個當代(視覺)藝術家心中都有一座杜象(Marcel Ducgamp)的噴泉,曾是德國知名編舞家鮑許(Pina Bausch)愛徒的拉西波,也讓我們在她的作品集上發現這個象徵超越傳統藝術形式權威的符號,暗示了她不只會跳舞表演,而且還是一個實驗風格強烈的藝術家。從小開始學習芭蕾舞的拉西波從來不曾把舞蹈丟掉,但今天的她更在意如何用身體呈現思考。從1990年代起,她開始創作一系列以女性身體意識為主題的〈致敬小品〉(Piezas distinguidas),2003年在泰特美術館舉辦十年回顧表演〈混合瀏覽1993-2003〉(Panoramix, 1993-2003)後,充滿野性、幽默又荒誕詩意的風格,讓她站上歐洲每個一線美術館最具實驗性的表演藝術中心舞台。

圖: La Ribot, Laughing Hole, 2006. Ruhr Triennale 2013. Courtesy of La Ribot, photo © Ursula Kaufmann.

2006年她又推出另一個代表作〈笑洞〉(Laughing Hole),持續七個小時地,讓四個表演者一邊笑、一邊在牆上貼寫著諷刺戰爭字句的紙板,一開始歇斯底里的「笑」挑逗著觀眾,把他們的情緒化為她的囊中獵物,諷刺的戰事敘述則是在憑弔著一群彷如迷失世間的中東難民,隨著時間慢慢流逝,那些被掏空的笑聲聽起來都像針扎下去一樣,這就是拉西波最擅長的荒謬感官政治,瘋狂地侵略觀眾的情緒反差與心理極限,在觀眾的心底轉化成一團精神黑洞。2014年她與法國國立洛林芭蕾舞團合作了〈執行〉(EEEXEEECUUUUTIOOOOONS!!!)的編舞,對她來講,傳統芭蕾舞團是一個身體工廠,百年來西方布爾喬亞的高尚品味就建築在這些舞者工人的勞動上,舞者們的身姿舞動就像是一部隱形的機器一樣運作著,於是像安迪.沃荷(Andy Warhol)一樣「我想要成為一部機器」、「像機器一樣作畫」,她細細地拆解傳統抒情的芭蕾舞句文法片段,讓舞者身姿的不斷地重複來異化芭蕾舞句,交響化地、極限化地讓我們看到一幅後福特主義社會的微型影像:在動物人與機械人之間轉換的舞作勞動。

圖: La Ribot, Laughing Hole, 2006. Ruhr Triennale, Courtesy of La Ribot, photo © Ursula Kaufmann.
圖: La Ribot, EEEXEEECUUUTIOOOONS, 2012. Ballet de Lorraine, Opera de Nancy. Courtesy of La Ribot, photo © Laurent Philippe.

再談貝爾這位曾經來台並震驚台灣舞蹈界的法國表演藝術家。他最為人知曉的作品是一齣叫做〈維諾尼卡.端瑙〉(Véronique Doisneau, 2004)的創作,透過一位即將自巴黎歌劇院芭蕾舞團退休的女芭蕾舞者的自述,表達了什麼是舞蹈給她的挫折?什麼是舞蹈給她愉悅?甚至是她的薪資、她的病痛之種種。貝爾一直持續地透過這種紀實風格的人物傳記手法,讓觀眾看見大舞蹈歷史裡從來不曾被著墨的篇章:舞團裡的勞動者、配角舞者的生命故事。

圖: Jérôme Bel, Véronique Doisneau, 2004. Courtesy of Jérôme Bel, photograph © Anna Van Kooij.

近年來,貝爾的紀實舞蹈不再像以前的「舞作」那樣,把燈光投射在一個具有主導性的角色上,而盡量讓舞台變成一個生產諸眾性事件的發生地,讓多個人物公平地分享舞台,讓每一個個體的聲音去和其他個體的聲音產生共振、共鳴。像在〈殘障者劇場〉(Disabled Theatre, 2012)中,「表演者」是一群來自蘇黎世有身心障礙問題的中年人與青少年,這齣表演讓觀眾看見一群經常被社會隱藏、孤立的「失能者」,一個一個去表現他們生命中最有天分的狀態——正在跳舞。尼采曾說過:「只有在舞蹈裡,我才見到人最高等的影像。」〈殘障者劇場〉要展現與讚頌的不是傳統舞蹈的完美舞姿,也不是憐憫殘缺,而是小人物如何體現尼采生命哲學的超人意志。

圖: Jérôme Bel, Disabled Theatre, 2012; Theater Hora, Courtesy of Jérôme Bel. Photo © Michael Bause.
圖: Jérôme Bel, Disabled Theatre, 2012; Theater Hora, Courtesy of Jérôme Bel. Photo © Michael Bause.
圖: Jérôme Bel, Disabled Theatre, 2012; Theater Hora, Courtesy of Jérôme Bel. Photo © Michael Bause.

較年輕的夏瑪茲(Boris Charmatz)也是今天國際當代表演藝術的一線角色,他熱衷於一種類博物館學式的蒐集狀態,只是他的對象不是物件,而是幾近解剖學式的身體行為與姿態、舞步、舞句。他在法國雷恩(Rennes)市主持一個叫做「舞蹈博物館」(Musée de la Danse)的國立編舞藝術中心,定時邀請各式各樣的藝術家駐村、展覽、教學,成為今天法國當代表演藝術工作者的朝聖地之一。近來他在新作〈吃〉(Manger, 2014)中,想要探討如何不用眼睛、肢體,而只用嘴巴讓身體動起來?如何使用嘴巴這個生理的凹陷地理,當作一種感知的框架?嘴巴是一個食物、聲音、呼吸、文字、唾液交雜的十字路口,換句話說這是一個交通體內/外、自我與他者,各種味道交換、消化的流動場所,而咀嚼與吞嚥後就變成一種繁衍性的調合。夏瑪茲把這個隱喻當作是他編舞概念的載具,以此籌畫出一個口腔性的空間。在這空間裡,它會被撐開、歌唱、品嚐、混合,表演者在這種持續性的消化運動中,出現了被咀嚼的旋律、肉身的雕塑等,描繪出一個非常感官性的地景。〈吃〉展示了一個慢消化的世界:一個被吞嚥後的現實、被咽下的烏托邦。

圖: Boris Charmatz, Manger, 2014. Courtesy of Boris Charmatz, photo © Ursula Kaufmann.

以上這幾位藝術家經常被媒體評論冠上「不舞蹈」(Non-danse)(註)、「反舞蹈」(Anti-danse)的標籤,但事實上,他們對外界形容他們的創作「不舞蹈」這個說法非常不以為然,認為這種形式歸納法是一種智性怠惰的矇蔽,對藝術意義的思索毫無幫助;再者他們的創作更不是「觀念化」的表演,因為他們的創作裡感官性與敘述性並沒有缺席。傳統的舞蹈慣性雖然在他們的創作中被破壞,但舞蹈的基要元素與身體能動性一直都被思考:身體若不再屈從於機械性的古典芭蕾舞法則,什麼是能觸動人們生命經驗的身體動能?對他們而言,如果不能探觸到觀者心理的想像空間,每一吋身軀的扭動,在觀眾的眼裡可能都是虛榮與濫情。所以當代表演藝術的不守形式規矩,不代表沒有形式可以歸納,作為當代表演藝術創作者,他們強調個體藝術家創作意志更勝於單一歷史形式的系譜依隨或承襲,拉西波便傳神地說出這種藝術無政府主義者「不守規矩的」創作精神:「如果昨天我訂下了什麼規矩,今天我可能就會去破壞它。」也就是說,創作並不等於是在執行歷史藝術形式的繼承,而是一種創造性的連結,這幾位藝術家不只擅長專業程式化的身體訓練與舞作編排,還更重視人類文化經驗的編舞潛能空間,致力去延展與擴張身體能動的展現場域,體現某些個體在社會性空間中的存在美學。

總而言之,當代表演藝術的跨界風景是多極發展的,以上的案例只不過是世界舞台上一小角落的風景,無論藝術的形式如何變種、變形,藝術本身它自己並沒有問題,問題往往都出在它周圍的框架上。而藝術家的職責,也許就像拉西波所說的:「我為藝術與舞蹈發明災難。

注釋:
1. 法國《世界報》(Le Monde)資深舞蹈記者(Dominique Frétard)在長期觀察「當代舞蹈」以後,在2003年拋出「不跳舞」這個名詞,並出版一本《當代舞蹈——跳舞及不跳舞》(Danse contemporaine - Danse et non-danse)。 

瑞士當代編舞家吉爾・裘邦(Gilles Jobin)與《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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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宜樺)
Curator's Word: As the residential curator for NML, I want to explain how I distinguish different purposes of curating for the digital space and physical venue. In order to curate in a real exhibition space, the curator is asked to build up the utopian aesthetic dimensions which allow the artwork to speak by itself, hence strengthen the capacity to express itself. Eventually, the audience is expected to have the psychological connection and interaction with it. So the focus of considering the curatorial practice lies on the work. To curate for the visual space like NML, however, one must consider the curatorial practice by focusing on the artist, to grasp the individuality of the artist, and to disassemble of the symbols that are employed to form the conception of artwork. And it's what I try to do, to explain how artist articulate his choreography with its singular logic of creation, rather than the epistem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r metatheoretical review without understanding his creative process. 

(身為數位荒原的駐站策展人,我在這篇駐站策展文前,必須向讀者說明我如何區別數位空間策展與實體空間展覽的目的。通常在實體策展空間裡,策展人必須致力於一個烏托邦化的審美空間建置,讓作品自己說話並加強作品本身的表現力,以期現場觀眾能與作品發生心理連結與互動。簡單來說,實體策展的意義重心在作品本身。而在荒原這樣的數位空間裡我企圖把策展意義重心聚焦在藝術家身上,強調其獨特性,並盡力向讀者進行感知力量的符號拆解;說明藝術家創作的思維脈絡,描繪藝術家創作的感性邏輯,而不只是創作實踐語彙之外的知識論詮釋或後設性評論之詞。)

藝術與科學的跨界共舞

圖: Strangels@Cern LIBRARY. Photo by Maximilien Brice.
圖: Gilles Jobin, Quantum, 2013. Courtesy of Gilles Jobin; photo © Gregory Batardon.

目前正在進行世界巡演的舞作《量子》(Quantum, 2013),正是瑞士中生代當代舞蹈界重量級的編舞家吉爾.裘邦(Jilles Jobin)於世界最大的原子物理學實驗室—歐洲核子研究組織(以下簡稱CERN)駐村期間三個月的創作成果。去年CERN也與台灣文化部締結了藝術家駐村合作計畫(Collide@CERN Genève),邀請台灣藝術家到日內瓦總部進駐,讓台灣藝文界有機會一窺這個科學界梵蒂岡的真面目。因為這個事件的連結,今年我在數位荒原的駐站策展便邀請在日內瓦結識的裘邦擔任這次駐站的藝術家,不只探查他個人的藝術創作脈絡,也邀請他來談談他編舞的創作思維與《量子》的創作歷程,或許可以給要進駐CERN的台灣藝術家提供某種經驗參照。

在吉爾.裘邦過去的創作歷史裡,我們可以觀察到一種非常特別的跨領域創作特色,我將之稱為「造型的舞蹈」。在早期的成名作像《A + B = X》(1997)、《The Moebius Strip》(2000)(註1),或者比較近期的《Spider Galaxies》(2011),裘邦舞者的身體往往像是活雕塑般,以緩慢、流動的韻律,彼此穿越、跟隨、交叉、混織,形塑成某種特殊的穩定感和幾何空間變換的張力,這個跨領域的面向自然是來自於他的父親——瑞士著名的抽象幾何畫家亞瑟.裘邦(Arthur Jobin)——耳濡目染的影響。亞瑟曾經提過一個「有意義的去形象」概念,試圖提問一個表平面如何去思辨光線與可視性的震動:「平衡的追尋、表面的組織、量體的純粹性、形式的人性化、線條間的緊張、暴力的對峙。」(註2)。這些造型原則也啟發了吉爾.裘邦的編舞創作,憑以一種對抽象力量的敏感度,聯繫舞蹈與繪畫這兩個領域,自主地進行感性形式特質的轉譯(而不是我們經常看到的異業合作模式),他把平面轉化為佈滿運動的舞台,線條和塊面變成能持續的、連貫的、抽象的、有組織的有機運動表現。

 

談到藝術與科學之間的跨界對話,科學界的真理不見得是藝術界的真理,關於對於世界的詮釋,科學的理想也不見得是藝術的理想, 而科學研究的實證主義是否就是一種對立於藝術的感性製作?到底藝術家與科學家的相遇產生了什麼樣的碰撞?又發生了什麼樣的對話關係?如同 Collide@CERN駐村計畫的主持人柯可(Ariane Koek)所表明的立場:「藝術並不是用來當成科學的解釋或插畫。我們把藝術與科學放置於平等的立足點關係。在這樣的形況下,優秀的科學家和優秀的藝術家進行互動交流時,彼此都能互相啟發靈感,並且轉化對彼此學科和實踐過程的認知。」 這也意味著這個藝術家進駐計畫的脈絡是獨特的,不同於一般藝術家進駐的工作室環境,往往是閒置空間再利用的經營,藝術家的進駐角色與工作情境相對單純,適 合較為個人獨立作業、靜態創作的藝術家。CERN的藝術家駐村計畫則不同於前者個人式的封閉經營,而是一種寄生式的藝術家進駐方案。不只是「為藝術而藝 術」的個人創作研究工作,進駐的藝術家必須進入一個正在運作中、步驟嚴謹的科學研究場域,並需要保持高度的好奇心與熱情,與來自世界各國的科學家面對面接觸,又像是一位藝術大使,努力和天文物理學界分享藝術的思考 。


  


在2013年裘邦進駐期間,盛逢其時,CERN在追尋所謂「上帝粒子」希格斯玻色子(boson of Higgs)的進程上,進入了前期關鍵性的發現階段,也就是說量子物理學家,針對寰宇世界如何從無到有的生發歷程,打破傳統物理學質量守恆的定律,所提出的觀察與新的假設,終於得到局部的發現成果。這意謂著人類在解開世界生命起源謎題的重重關卡中,取得了重大的進展。而這個量子物理學界的革命性事件,雖然令人雀躍,卻是不容易被科學界以外的一般人理解,當然以編舞家為職的裘邦也不例外。因此他先邀請兩位物理學家杜瑟(Michael Doser)與宸穠(Nicolas Chanon)到工作室來參與創作的過程。透過科學家的解釋,藝術家試圖了解量子物理學的想像圖式,像是力場、波動、夸克、強互動、遠距力、費曼圖式、對稱等現象;裘邦認為:「我們的世界不斷地碎裂化,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不同於他人的、關於我們週遭事物組織的心智圖像。」「科技和科學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加深了這個片面化的現象,所以不只是藝術家該去反思這個現象,科學家更應該如此。⋯⋯而且我們可以互相教學不同的思考方式。藝術家試圖用非常原創性的方式去探索問題。」裘邦和物理學家的對話活動則為他自己揭露一些新的編舞觀點——關於重力和電力磁場——這些現象可以作為編舞理念的部署。

裘邦說到他與量子物理學對話的創作思考:「這件舞作不教人怎麼想,而是去引導人感受。」「我想開發物理現象去繁衍舞蹈動作。」「像某種遊戲規則一樣,我想要找到一個方式,讓舞者非常精準地去開展他們自己的舞動。」「原子物理談到許多互動與碰撞的理論,在這些學問裡,我想我可以找出一些東西應用在我們的比例研究上。」在《量子》一作裡,雖然參照了原子基礎元素運作的圖式,但是「原子物理是一個非常非常小的宇宙。⋯⋯在這樣的比例情境中,它們的應用規則和我們的比例情境與應用規則是完全不同的。

圖: Strangels@Cern LIBRARY. Photo by Maximilien Brice.

除了創作概念的清晰,談到裘邦的編舞功力,我們在他過去的舞作《Spider Galaxies》或《A+B = X》裡,早就實際地認識到他對韻律與空間性的邏輯組合是如何爐火純青,舞者在抽象的運動空間中強烈地展現身體詩性的力量,而無需任何文學性的敘述修辭。裘邦談到他的創作思考:「透過舞台這個平衡的空間,(舞台上所有的元素)在沒有預設任何階級高低條件下,嚴謹地說來,在組織運動時,其實我已不再進行編舞。在線條本身裡已經含有運動的存在,而在線條與線條之間,又有其他的運動存在,在方格裡亦然。所以我不再為表演者做任何舞動的書寫和控制。舞台上的格線剛好可以去發展這種物理實踐的限制,而且每個人都可以很快速地找到這種運動的質素。在過去的創作中,我熱衷於讓我的表演者去表現這些東西。(註3)一般來說,藝術對世界的想像與詮釋與科學界的方法是不同的。在視覺藝術史上,反模擬再現的抽象藝術,往往強調藝術家直覺的身心與作,但裘邦發現:「令人驚訝地,量子物理學界的抽象圖式是反直覺而絕對抽象的。如何運用這種反直覺、抽象的原則來具體地編輯身體的舞動狀態?」在《量子》這支舞作,裘邦讓六位舞者的身體均做為宇宙中「非碰觸」的主要力點,組織成一種「空物質」的隱喻。在此,裘邦發展了給舞者一套舞動的生產原則,模擬像力場裡形成物質的過程,所有的元素都不互相彼此觸碰。儘管如此,裘邦仍然一再地強調:六位舞者的表演是向觀眾展現一種舞蹈對物理力學的想像衍繹,而無關於原子物理學的「法則」,也就是說,這場表演的創作出發點不是要讓人學習任何物理學的知識。


圖: Strangels@Cern LIBRARY. Photo by Maximilien Brice.

進駐期間,裘邦思考著如何在原子物理學與當代舞蹈之間建構一種互通的語言,並發展舞蹈運動的發動機。他企圖利用量子力學費曼圖示的抽象運動呈現在他的舞作中,使得模擬再現邏輯與抽象形式並行,打破了過去傳統美式的現代藝術理論裡所被設定的對立關係。顯然聰慧敏感的裘邦對科學邏輯與藝術邏輯的掌握與轉換是非常清醒的,光在理念上就讓這場藝術與科學的跨域碰撞顯得非常有意義:在伸展藝術家個體自由意志的同時,藝術創作不但不是用來趨從任何美學意識形態,或任何藝術、科學理論,而且,我還應該去檢驗、挑戰這些文字障。

此外,異質元素碰撞的想像圖式不只是物體學的抽象現象,也是藝術創作現場的現實狀況,裘邦和他的合作對象嚴謹地堅持一種反模倣、反敘述的原則,因為跨領域元素的參合,包括科技、新媒體的使用,藝術家必須在美學層次上有精準的掌握和協調,舞作才不致於發生意義超載、象徵過剩的現象。裘邦在進駐期間認識了第一屆電子藝術獎Ars Electronica得主、德國視覺藝術家畢斯馬克(Julius von Bismarck),因為這個因緣際會,展開了兩人合作的契機。畢斯馬克替裘邦的《量子》製作一個名為《Versuch Unter Kreisen》的光電動力裝置,以作為舞台佈景的燈光控制機置。他運用了一套對稱與反對稱的原則來結合視覺藝術,精準地與畢斯馬克四個的燈光動力裝置同步聯結運動,不僅展現地球重力僅是宇宙間一道微弱的引力,讓在現場的觀眾感受如同星塵在宇宙中流動的感覺。除此之外,《量子》的背景音樂也大有來頭,裘邦邀請了美國電子作曲家史卡列蒂(Carla Scaletti)運用大型強子對撞機真實運作的資料來繪對(mapping)製作聲音材料。物理學家經常形容希格斯玻色子的發生就像粒子在125GeV高能量碰撞中的迴響一樣,史卡列蒂所譜作的電子配樂即是如此地召喚著高能粒子的互動震盪情境。裘邦認為:「史卡列蒂的創作非常吸引人,有一種非常有機的自然在她的音樂裡,雖然片段化的結構複雜,卻非常動人。當藝術與科學用這種方式結合,每次都有黃金標準(按:當科學實驗的設計達到高品質的有效性結果)的新發現。

在某種意義上,科學是藝術的終結。因為舞蹈以無意義為使命,讓意義痙攣而出神。然而,在絕對理性主義為原則下,科學卻是生產「自然法則」意義的硬容器,明明白白地觀測與驗證一切。CERN建構了這個跨界共舞的場域,讓藝術家在這兩個看似是平行線關係的藝術和物理科學領域,在曖昧又矛盾的現實關係中,展現某種巧妙的距離和想像,而非二元對立的分裂關係。裘邦的舞作《量子》透過被記錄與被追蹤的觀看角度交換,以感受性對稱、對位關係的創作策略,提供我們一個寶貴的例證。


注釋:
1.請參閱影片 http://dance-tech.tv/videos/the-moebius-strip/
2. Arthur Jobin (1966) in : Alberto Sartoris, Arthur Jobin ou l’infiguration emblématique, Cossonay-Ville, Collection des valeurs nouvelles, Cahier n° 2, 1975, p.14.
3. 裘邦與記者Laurent Goumarre在 2001年二月的訪談,發表在「巴黎市政廳劇場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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